红四军争论的性质
考察历史问题往往需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朱毛红军在克服各种困难、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围绕着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方向和原则性问题不断进行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并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其中，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第一次在军队中实行了“班或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朱德则通过“赣南三整”，整顿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实行了“将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选派优秀党员到各个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朱毛两人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期不同战场上确立的一系列制度，是朱毛二人关于党对军队领导方式的有益探索，对起义部队失败后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井冈山会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因而朱毛会师井冈山后创建的红四军，虽然还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但已经开始区别于旧军队，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军队里有了一定基础。尽管在以“要不要设立军委”为焦点的争论中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赣南游击等；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以及“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等等。但这些讨论和争论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朱德在确定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和朱德由于个人风格、思维方式、斗争经验等不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碰撞、认识差异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些都在所难免。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进退的同志之间的争论。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等问题上，从秋收起义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很多不支持毛泽东，而从南昌起义过来的部队也有许多不支持朱德的看法。曾参与这场争论的萧克曾这样描述：“这次党内争论的性质‘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结果”。[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一场因恢复临时军委引起的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的推波助澜，发展到红四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对立，很显然，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个人意气。但双方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是为了个人向“党的领导”争权夺利。他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红军，目的都是为了建立起和建设好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事实上，在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坚持了党性原则，坚持了奋斗目标，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民主集中。毛泽东也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通过争论，人们“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对争论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大的进步”，“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朱德和毛泽东始终是心心相印的亲密战友。这也正是建军初期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红军、如何建设这支红军”的有益探索。通过这场争论，红四军内部进一步端正了思想方法、克服了错误倾向，达成了广泛共识，加强了团结，为《古田会议决议》最终形成创造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
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七大”
红四军争论的主要成果
一是迎来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和红四军召开的“七大”，党中央都在关注着。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临走之前，陈毅专门来到蛟洋诚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久病不能随军，陈毅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前委实际上只有朱德独挑大梁。朱德既要指挥作战，又要负责政治工作，一人当作两人用，“因此应付不开”。为了尽快健全前委机关，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朱德不仅亲自写信要毛泽东回来，还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和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决议。看过朱德给毛泽东写的信并参加过这次前委会议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我不能随便回来’。”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最终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必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指出在目前的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无需采取两重组织制。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件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与朱德见面。朱德表示坚决服从中央指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还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道：“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和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经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
二是胜利召开了“古田会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重新主持工作，标志着这场争论已经有了基本的定论。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红四军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用各种方法力量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这以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紧密配合，为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利用作战间隙，召开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地方干部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1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俩住在一起，一面领导红四军的整训，一面筹划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新泉整训，既是我党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的军政整训。在为期十天的整训中，毛泽东、陈毅主要负责政治整训，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整训。经过整训,大大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部队的军事技能、指挥能力、战术水平、条例条令的法规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为随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按照“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后来在延安，朱德又特意谈到了这次会议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他说：关于如何建军，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
三是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观，对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因此，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流寇主义。而流冠主义在红四军争论中就讨论过，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更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批评过。当时，林彪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较长时间以来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复信。在信中针对林彪说：“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在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而朱毛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就在于这一点。”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和学习。在此之后，红四军官兵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对革命前途满怀信心，全军对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等认识也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完）
(本文作者刘建系朱德外孙、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某部少将、中央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顾问；本文作者管严系朱德战争年代贴身警卫之子、解放军某部大校、中央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