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这是继新中国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地爆原子弹和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空爆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所掀起的又一场波澜壮阔的核幽灵的震荡，从而使当年毛主席关于“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伟大号召，付之了实践。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4 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中华儿女无不为之额手相庆，无比自豪。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而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的名字也因此被载入了史册。
邓稼先
今天，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95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他对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使他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祖国网特刊文以纪念。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是杰出的物理学家、核科学家，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与开拓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试验成功，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
1942年12月2日，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原子时代”。紧接着，1945年7月16日，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苏联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952年，美国又制成第一颗氢弹……然而，当时中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却基本上是一个空白。1954年，邓稼先担任了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钱三强和吴有训副院长的工作。他被前辈科学家亲昵地称为“娃娃博士”。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到会并作了专门汇报。在这次会议上，原子能事业被排上了新中国建设的时间表。
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8月的一天，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教授找到邓稼先，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虽然钱副部长用的是隐语，但是敏感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不禁激动万分，五内沸然，党把这么重大、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了对他的无限信任，是无尚的光荣。当晚，他通宵未眠。他按捺不住向妻子婉转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这一天起，他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公开出版物上，直到漫长的28年之后。
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中央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原子弹研制，就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要从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之日起，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爽朗地鼓励大家:“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这一变故自然也给邓稼先的肩头平添了数倍的重量：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邓稼先凭着自己的学识与悟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果断地确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3个方面去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奥秘。有了正确的主攻方向并不等于马上就能取得成果，摆在理论部的同志们面前的仍有数不清的困难。邓稼先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
1960年春，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也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参数，任何国家都对它保密。以前曾请教过一位苏联专家，他随口说了一个数值，为了加以验证，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多次计算，费时近1年。为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中央决定调第一流的科学家前来支援，全国都向原子弹研制工作开绿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前来助阵，邓稼先感到非常振奋。他崇敬地称他们3人为“三尊大菩萨”。同时，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及熟练工人迅速地补充到研制队伍中来。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邓稼先
1961年夏，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工作达到了极限，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夜战。每周都要开讨论会，不论是著名科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一个个假想、猜测在争论中形成，他们造出了一系列在文献上找不到的公式，列出了许多异常复杂的方程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他们所计算的对象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尽管国家已把当时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可他们手里同时还使用着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邓稼先和大家一起，不分昼夜地捕捉着原子弹的踪迹。困了，趴在床上打个盹，接着再算。有一次他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结果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可他竟没有醒，反而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青年人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之后，他自己却站着睡着了。
他全面掌握着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3个组的研究工作，又亲自领导其中的第三组，主持“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方程”的研究。当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国外从不发表有关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而国内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去模拟出一个像原子弹爆炸那个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邓稼先领导4个年轻人，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推算。终于创造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外推法，由此求出了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状态的方程连接，得出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要求。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的情况下，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过程中科研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接着，中子运输、流体力学问题，一个个谜团相继被解开，开启原子弹奥秘之锁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三十九岁的邓稼先在上面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120米高的铁塔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巍然矗立，从70公里以外的屏机场用肉眼便清晰可见。下午3时整，随着启爆零时的到来，一道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直冲云天，好像升起了半个太阳。数秒钟后，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惊雷震撼长空，气浪奔涌，排山倒海，令人心魄悸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成功了！邓稼先与战友们像一股潮水似地涌出地下室，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欢呼声。大家激动、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舞，有的人甚至在地下打滚。邓稼先头戴护目镜，眼望那朵倚天接地、壮观无比的蘑菇云，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整个世界被震撼了!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并上交中央专委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邓稼先所领导的理论部，集中全部精力，投入氢弹的研制工作。
氢弹，又称热核弹，它爆炸时所需的高温 (高达1000万度)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氢弹的威力则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氢弹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和原子弹攻关的情形一样，研制人员进行民主讨论，群策群力。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热烈的研讨，大家提出了好几种方案，邓稼先从中归纳出3个方案，由3位副主任带领，兵分3路进行计算。
1965年夏，于敏副主任带领一个小组奔赴位于上海郊区嘉定的中科院华东计算所，利用那儿的一台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有了苗头。于敏立即拨通了长途电话，用隐语将这一喜讯告诉了邓稼先。邓稼先第二天就带人由青海经北京飞往上海。他们和于敏小组又通宵达旦地计算、分析、讨论，一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方案。
1984年邓稼先（左）与于敏在核试验基地
1965年冬，氢弹的理论设计进入最后阶段。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他经常亲自进计算机房，晚上，或者在机房的地板上和衣而卧，稍事休息，或干脆彻夜不眠，跟几位副主任一起突击、苦战。终于，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氢弹方案形成了。这就是后来外国人所称的“邓—于方案”。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世界又一次被震撼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惊呼: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每日快报》则称:“这使美国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当时经济技术条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在这一使全世界都感到惊诧的纪录后面，饱含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多少汗水甚至鲜血啊!
氢弹试爆成功之后，邓稼先继而带领科技人员致力于研制新的、实战性能更好的氢弹。在这一时期，邓稼先又在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多关键的技术与设计都是在他的亲自参与下提出与解决的。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因而受到核辐射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参加和组织指挥的有15次。人们都称他为“福将”，因为凡他主持的重大决策，均无一失误。然而，为能有这样的成绩，邓稼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冒过多少次风险，又受到过多少次超剂量的核辐射，谁能数得清?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由于邓稼先遭受到难以数计的放射性钚辐射的伤害，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时发现，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如此强烈的核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所无法补救的。邓稼先当时很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因而，从那以后，他更加拼命、忘我地工作，更加珍惜宝贵的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邓稼先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为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与邓稼先在原九院院部听取工作汇报。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还不到60岁的邓稼先迅速地衰老了。工作之余，和同事们一起爬山，他会突然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两个人架着他也挪不动步，只好半路折回。开会时，狂跳的心脏竟会高达每分钟120多下。他变得怕冷了，穿得和别人一样厚，可有时竟会冷得缩起脖颈……
1985年7月，邓稼先从基地来北京开会，不知怎么发现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会议的间隙来到301医院看病。原本他想拿点润肠通便的药物就走，不料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惊诧地问道:“为什么现在才来？”邓稼先被强行留下住院作进一步检查。8月6日，检查结果表明:他患了直肠癌!8月10日，邓稼先做第一次手术。手术之后的结论是：“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消息传开，人们都惊呆了。上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核工业部，下至核武器研制的各个部门、单位，邓稼先的老同事、老同学、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生命与健康而感到深深的担忧与牵挂。中央军委首长命令301医院：不顾一切代价挽救邓稼先的生命。张爱萍将军亲自参加制定治疗方案，并在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探望、慰问……面对无情的绝症，邓稼先却显得十分坦然与冷静。他一再叮嘱组织上不要再为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与浪费。他只有一个念头: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和人民再做一次最后的贡献，把没做完的事，尽可能做完。
1986年6月摄于北京，杨振宁到医院看望病中的邓稼先。
1986年6月15日，国务院代总理万里去医院看望邓稼先，并告诉他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两天后，授奖仪式在医院的病房里举行，邓稼先服用了加倍的止疼药。在接受了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授予他的奖章和证书之后，邓稼先艰难地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发言: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个代表而已。”
邓稼先逝世前12天，接受全国劳模奖章。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在妻子、儿女的守护中长眠，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终年62岁。
噩耗传出，张爱萍将军赋词痛志哀思:“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并亲笔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著名题词。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