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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这条荆棘之路上,王政柱将军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苦楚?

2020-12-11 14:20 来源:《祖国》杂志

开国少将王政柱(1915年10月15日-2001年4月8日)

    王政柱,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

    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回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少年时期踏上革命之路

    王政柱将军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三。大哥残疾,14岁时病死。王政柱6岁时,他的父亲病故,家中失去依靠,只好让姐姐当童养媳,嫁到河南新县大别山北麓。

    王政柱将军之子王延在接受《祖国》记者采访时说道:“我爷爷是个木匠,他去世后,父亲帮奶奶放牛、下地干活。村里祠堂办有私塾,父亲上不起学,就把牛拴在树上,在窗外边听老先生讲课,边用树枝在地上背写老师讲的生字。老先生受了感动,把他叫进屋里,免费听了半年私塾,学会了几百个字,为他一生自学成材打下基础,父亲称这位老先生是他的第一个恩师。”

    1927年8月17日,开国大将王树声率领农民自卫军活捉了西张店大恶霸、反动民团团总王芝庭。王政柱长期受欺压和高利盘剥,早就对王芝庭恨之入骨,在西张店王家楼南街公审处决王芝庭的万人大会上,12岁的王政柱杠着梭标负责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1929年6月,王政柱在家乡参加了童子团(少年先锋队)。1930年阴历8月,麻城县苏维埃授予西张店少年先锋大队为‘少年先锋队模范营’,王政柱任排长。一个月后,300多人的‘模范营’宣布参加红军。经过挑选,最后批准录取不到100人,由营长李大江率领,北上翻过大别山,在河南省光山县加入鄂豫皖红军第10师28团。”

红军时期三次负伤

    1930年到1934年,进入革命队伍的王政柱从战士、班长、宣传员到书记,曾三次负伤。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辖红4、红15军。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王政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发起的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在战斗中,他先后两次负伤,子弹分别击中他的右腿和左臂。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父亲参加了反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的作战。父亲在参加通江帖帽山战斗中负重伤,一颗子弹把他的左大腿关节打碎,这是他第三次负伤。”王延回忆道:“父亲的伤口愈合后,因弹片未取出而经常疼痛,行动不便。幸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他被调到红军总部,由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璋亲自手术,成功取出弹片,使他不再疼痛,顺利走完了长征。建国后被评定为‘三等乙级残废’。”

刘伯承元帅为其改名

    “父亲曾先后在五位元帅身边工作过”。对于王政柱将军革命时期的工作经历,王延自豪地告诉记者。

    “1935年7月,任红4军作战参谋的父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作战参谋,8月,跟随总指挥徐向前第一次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就在这时发生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件,张国焘冒用中央和红军总部名义命令部队南下,父亲随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返回毛儿盖,由于行动仓促,部队断粮,父亲靠吃皮带和草根勉強走出草地,因此患上严重的胆结石,1963年做胆囊摘除手术,从胆里取出的石头比花生米还要大。

    1936年4月,21岁的王政柱任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科科长。

    11月,在一、四方面军干部交流中,父亲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直接跟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1936年4月2日,任作战科长。6月27日,为准备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主持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干部,进行西北地理常识测验竞赛,父亲获得了第一名,刘伯承奖给他五斤酥油、十五斤牛肉,这些酥油和牛肉,后来成为作战科北上途中的主要干粮。”

    王延接着向记者介绍说:“刘伯承总参谋长还在参加测验的各科科长名单上,将父亲‘王正柱’的名字写成‘王政柱’,父亲认为这个名字比原名字好,从此就改名‘王政柱’。7月12日,父亲陪同朱德和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从阿坝出发,经过浩瀚无人烟的草地,8月2日到达班佑,这是他长征途中第三次过草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初,父亲中断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被调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参谋(25日,改称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在彭德怀身边工作16年。1943年5月回延安后,父亲被分配到军委作战局,在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过一段。”讲到这里,王延激动地说:“父亲曾说,能先后在这五位元帅身边做参谋工作,是我一生中最感幸运的事情。”

“金身将军”的由来

    “金身将军”的称谓,源于八一厂拍摄的共和国名将系列电影之一《金身将军王政柱》,由著名导演安澜亲自执导。这部电影的剧本原名是《千里送黄金》。当安澜导演采访王政柱将军的夫人罗健后,说:“王政柱身背黄金,心如明镜,对党赤胆忠诚,心比黄金还亮。”遂把片名改成《金身将军王政柱》。影片的片名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自题写。

    介绍完“金身将军”称谓的由来,王延向记者详细讲述了父亲“千里送黄金”的真实故事。他说:“1943年3月7日清晨7时,在麻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把时任作战科长的父亲叫去,布置了三件任务:一、组织决定调父亲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二、准备参加预定在9月份召开的党的七大(父亲被八路军总部选为七大候补代表);三、中央在延安生活困难,把前线从敌人手中缴获、积攒的190两黄金,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说完,彭总留父亲一起吃早饭,让炊事员特地加了小米饭、土豆丝为他送行。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赶来,专门送来了装黄金的米袋子,这个袋子比普通军用米袋大,里面装的黄金有方的、园的、长条的,共190两,当时是16两制,合12斤,还有约8斤的金银首饰等,总共20斤重。”王延说:“当时袋子里也没有清单,可见首长们对父亲是绝对信任的。”

    “接着,彭德怀又向父亲交代了三件事:一、与你一起回延安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就是总部的机要员罗健,她回延安的任务是修改密电码;二、把朱德留在前线总部的坐骑——他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头骡子和望远镜等物,带回延安交还给总司令,为此,同行的还有朱德的马夫、40多岁的江西籍老红军汪秀田;三、你们要装扮成一家人,巧妙地通过敌占区和封锁线。”讲到这里,王延笑着说:“罗健同志就是我的母亲,我父母的婚姻是彭德怀元帅点的鸳鸯谱!也正是通过这次行程,最终促成了他们的美满姻缘。”

《金身将军王政柱》剧照

    “9点钟,他们离开麻田,出发前约定:路上一旦与敌人遭遇,必以死相拼,绝不留活口。由于目标大,父亲身上还带着手枪,母亲很紧张,父亲就和母亲聊天,话题就是回忆左权。在聊天过程中,母亲感到父亲善解人意、容易交流,慢慢就不紧张了。3月27日,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白晋铁路,从桃村交通站到达石灰湾游击区,日伪军突然临时增加了哨所。交通员提出上前侦察,因情况不明,父亲决定先返回桃村。为了防止敌人尾随,父亲不从原路返回,采取“旋转打磨式”绕圈走,他们在桃村待了半个月,先后转了六圈,每一圈要多走30多里。第七次才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掩护下通过哨所。父亲这一沉着冷静的处事方式,也使母亲感到父亲成熟老练,富有作战经验,跟着他有安全感。”

    “4月15日,他们通过同蒲铁路到达任家庄。这时天气渐热,母亲看到父亲跑得满头大汗,就帮他擦汗脱棉袄,手一伸,发现父亲腰里硬邦邦的,便再三追问,父亲才告诉她,里面装的是黄金。”王延说:“母亲接受采访时说,他把父亲棉袄脱下来,只见白色衬衣上血迹斑斑,都是让金银首饰的顶针扎的,再脱下衬衣一看,腰被黄金硌得青一块紫一块。母亲既心疼,又生气。她心想:自已1939年6月在抗大就入了党,是4年的老党员了,就这点秘密,王政柱还信不过自已,还想让我做你的老婆?门都没有!便不理父亲了。父亲性格内向,也不做解释。到了宿营地,母亲静下心来一想:王政柱没有错啊,入党誓词有一条‘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党性、原则性真强!她又想起在石灰湾转圈时,交通站配的干粮和水早就用完了,没有水就喝路边沟里的脏水,深夜忍着饥饿返回桃村,他身上装着这么多‘宝贝’,随便拿一件就可以吃一顿饱饭,可他宁可与我们一起挨饿,也要保证袋子里的黄金完好无损。想到这里,母亲对父亲的印象完全改观了。”王延笑着说:“父亲不是用甜言蜜语打动母亲的,而是用他对党的忠诚和智慧打动了母亲,使她认识到王政柱是值得终生托付的人。之后,她便主动与父亲搭话,两个人和好如初,感情不断升温,终于水到渠成。”

    5月17日,王政柱一行平安到达延安,把黄金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党中央。

王政柱和罗健的结婚照

    5月30日,王政柱和罗健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小礼堂结为夫妻,朱德总司令参加了简朴的结婚仪式,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他们的证婚人,总部记者为他们拍下了结婚照。“当时延安的生活艰苦,到9月份才发单衣,所以父母的结婚照中穿得还是棉衣。”说到这里,王延动情地说:“虽然他们身无分文,但他们相濡以沫了58个春秋!”

    接着,王延说道:“父亲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是‘金身将军’,如果他活着,肯定不让拍这个电影。他认为送黄金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份内的工作,所以他生前也很少提及此事。”

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尽孝

    提起王政柱将军一生最遗憾的事,王延不禁黯然地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放在父亲身上再合适不过。父亲自从告别我的奶奶参加红军,之后再无联系。”

王政柱将军之子王延(左)向《祖国》记者讲述父亲一生中最遗憾的事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湖北军区司令的王树声把麻城籍活着的老红军的消息,分别派人通知他们家乡的亲人,王政柱的母亲也得知了儿子还活着的消息。随后,王树声又打电话到兰州,把母亲还在世的消息告诉了王政柱。

    得知母亲还健在的消息,王政柱无比激动。但当时他任一野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兰州刚解放,一野还要解放青海、宁夏,进军新疆,因为脱不开身而无法及时回乡探母,直到西北完全平定。

    “1950年9月28日,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弟弟回到了西张店老家,一进家门,叔叔王正坤就告诉父亲,我的奶奶一年前就去世了,父亲当时就愣住了,眼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哭。”对于当时的情景,王延含泪讲道:“原来,我的奶奶知道父亲活着,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左等右等不见回。村口有个西张店河,六七十米宽,过膝深的水,她看见对面乡里有穿制服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就淌过河上前一一询问,结果一次次失望。到了11月份,河水冰的刺骨,奶奶返回村里便瘫倒在地,一病不起。奶奶绝望了,她对叔叔说,你哥哥或许不在人世了,离别了20年,他知道我还活着,应该很快回来看望我,他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故。奶奶急出心脏病,于阴历1949年12月28日(阳历1950年2月14日)病故了。叔叔又告诉父亲,1932年底,红军撤离苏区,白匪和王芝庭的后人回来反攻倒算,把奶奶抓到乡里吊起来打,逼她交出红军儿子,交不出来,就把家里唯一一床棉被和棉袄都抢走了。奶奶只好带着叔叔王正坤和姑姑王秋蓉,北上翻过大别山,沿当年参军的路去寻找父亲和红军。他们在河南境内沿街乞讨三年之久,受尽了苦难。父亲听到这里嚎啕大哭,母亲也淚流满面,他们原打算把我的奶奶接到兰州安度晚年的愿望成为泡影。”

    1950年10月2日,父亲在汉口写下了参军后的第一首诗——《探母》:

(一)

15离家当红军,辜负母亲养育恩;

含泪告别众乡友,盼望穷人早翻身。

(二)

三十五岁回麻城,一心只望见母亲;

三步当作两步走,只见新坟不见人。

(三)

儿走母亲受尽苦,东逃西讨求生存;

敌人恨娘“赤匪婆” ,逼娘交出儿红军。

(四)

刘邓大军回老区,母亲带病把儿寻;

希望变成了绝望,未等儿子尽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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