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自古以来盛产各种有色金属，被国内外誉为“有色金属王国”，两汉时期史书记载着云南产盛产铜、锡。铜和锡的开采和冶炼为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本文对1991年12月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60座古墓中挑选出与古滇国葬俗、礼仪比较典型的墓葬 M47、M51、M57、M69，M68进行阐述，推演出当时古滇国“滇式”、仿“汉式”的葬俗和礼仪规制。 关键词：李家山 青铜器 墓葬 祭祀 礼仪 我国的古代墓葬均是按照当地的葬俗并遵循一定的礼仪规制，通常来讲，除风水有讲究外，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决定墓葬的级别和规格，随葬器物也代表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在古滇国的墓葬形制中，既有人类早期敬奉自然、鬼神的祭祀礼仪，又有汉文化一些“汉式”葬俗。随葬器物的主体虽为滇族传统文化器物，但也出现非常多的“滇式”、仿“汉式”的器物。 在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大型墓墓坑埋葬填平一段时间后，又在墓坑的填土中再挖一祭祀坑，坑内埋入大型石灰石块，除了防虫除湿外，巨大的石灰石应该还用于镇墓和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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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发掘时在祭祀坑中发现大量碳屑和烧灰，为祭祀时焚烧所遗①。典型墓葬： M47、M51、M57、M69，M68 。可见滇国时期的墓葬中，祭祀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祭祀的议程和内容已不可考，但从李家山墓葬中出土的铜扣饰上出现用牛祭祀和用人祭祀的场面，此种祭祀是否用于墓葬的祭祀活动尚未找到佐证，但在多座大型墓葬中出现用人做陪葬的墓葬形式。从随葬的礼器来看，滇国时期已大量使用玉器和青铜作为礼器，说明滇国时期已基本摆脱人类早期用陶土做礼器的原始生产力时期。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西汉王朝“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②。汉王朝在滇及周围的云南中部设置益州郡，云南自此融人汉王朝统治，也是滇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文化”全面接触交往的开端。滇人渐渐接受并融入汉文化的墓葬习俗。从李家山古墓群的分布来看，山顶平坦处大型墓居多，墓主无疑是当时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即滇国酋邦制政权中一个较大部落的酋长或头人，此时的随葬器物多为滇文化遗物，在它的周围，还分布着一些小型墓葬，这些小型墓葬的墓室较小，随葬品一般只有几件兵器和少量装饰品。与大型墓墓主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既有明显的差别，但又有一定的联系，推测很可能是大型墓墓主的卫士或宗族。至于西南坡的二类墓中，随葬品“汉式器物”在增多，而滇文化遗物则在减少。至滇国晚期的墓葬中，汉式器物更多，有的器物直接来自我国内地，有的则是当地工匠仿制，滇文化遗物已基本销声匿迹了③。由此可推论滇国初期已渐渐形成酋邦制政权，当时的身份等级和财富已形成明显分化，人的尊卑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随着中央王朝在云南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强，汉地的经济、文化也不断传入云南，在汉朝的统治区域，滇文化渐渐衰落，逐渐被“汉文化取代”。滇人的墓葬形制和葬式在这个过程中日趋汉化，直至晚期被汉文化完全取替，由此可见，滇国政权归属汉朝王庭后，其礼仪规制由酋长部落制逐渐演变为政体本位制。 在对李家山第二次发掘的60座墓葬中，出土葬仪和礼仪器167件，其功用是专门为埋葬制作的器具，其中部分为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器具。在M47和M51等大型墓的主棺中发现有“珠襦”，包裹与尸体之上。“珠襦”的主要材料有玉珠、管，玛瑙珠、管和绿松石珠、扣及金珠片饰等。颜师古注引《汉旧仪》:“珠襦，以珠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要以下，玉为柙，至足，亦缝以黄金为镂。”④刘昭注也引《汉旧仪》:“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镂。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镂。”⑤“珠襦”的埋葬形式可能来自于汉文化的葬俗，在李家山大型墓棺内的“珠襦”上往往还缝缀有多片神兽形透空浮雕片饰，形状如龙似虎，用黄金铸制，或铜铸胎包金片，或铜铸表面鎏金。这一情况和古代文献记载也相吻合。说明此墓主身份尊贵，采用了等级比较高的礼仪规制下葬。在李家山墓葬中还发现了尊卑有别，男女不同的葬俗和礼仪规制。 M47号墓在李家山古墓群中属二类墓，时间年代约为汉武帝设置郡县制后的西汉中期至晚期。此墓为一椁二棺的二男合葬墓，主棺位在右侧，陪葬棺放置于左侧，也就是说此墓的主人居右侧，陪葬的人居左侧，说明此时期滇人奉行的是西汉时右尊左卑的礼仪规制。主棺棺木较厚，棺木上有铜牛头装饰，棺内墓主人身上有“珠襦”覆盖。铜鼓、铜贮贝器、铜执伞俑兵器和仪仗等大量高等级随葬品均放置于主棺周围。陪葬棺则简单得多，仅见少量珠饰。生产工具锄、铲等农具等等级较低的陪葬品则放在陪葬棺底板处，可见主仆之间身份等级差距非常大。西周时，周公旦“以礼作乐，鸣钟鼎 ，规范礼制”，形成了严格的礼仪制度，要求人们明尊卑，知上下，定亲疏，秩长幼，明贵贱，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让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角色位置，循规蹈矩，不可僭越雷池一步，从而起到了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同时也把人的身份等级化，这一管理模式被封建时期的统治阶级采用至清朝解体以前。在西汉时期，人们都严格遵守身份等级制度，尊卑贵贱皆有明显的分别。也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要按身份等级行事，所谓：“安于名位，遵守礼制不得僭越”也可理解为：“在其位，谋其政。”死后也一样。可见当时的滇国人将身份等级制度沿用到从生致死，都要严格遵守，不可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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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的大型墓葬中，多见象征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的礼器和兵器，陪葬者均为男性。在女性的大型墓葬中，除部分礼器和兵器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装饰品、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如1992年在发掘的李家山M69号墓中有：玉管、玉珠、铜釜、铜炉、铜镜、纺织贮贝器等。陪葬者亦为女性。纺织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10人组成的纺织场面，正中有一监督纺织活动的贵夫人，此人体型较大，通身鎏金，双手抚于膝前，端坐在一具鼓形座上。另有一人手捧食盒跪坐其右侧，一人执伞在其身后，还有一人跪坐其前方，似被贵夫人训斥或责骂。周围有2人低头绕线，4人用踞织机织布，全是妇女，发形、服装各异，很可能来自不同民。族（如图2：纺织贮贝器）。滇国的男女不同还体现在出行上，滇国的男子出行多数骑马，而上层社会的妇女出门则是坐舆，这也说明云南当时不通车船的时候，“舆轿”成为了上层社会身份等级较高的妇女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在男性主权的场面中执伞佣多为男性仆人或奴隶，在女性主权的场面中执伞佣多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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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4）在铸造工艺上，权利地位高的人通常体现出较为高大的形象，且为体现出其尊贵的身份，还给贵妇人“通身鎏金”，而纺织工人均是跪坐于地，躬着身体，体现出卑微和恭敬。 当然，滇族的大奴隶主贵族所拥有的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及其部属以滇族传统文化器物随葬的特权，在汉王朝统治时期是受其地方郡县官吏所赋予和允许的。这些对研究西汉中晚期汉王朝与滇的关系、汉朝郡县官吏与滇奴隶主贵族的关系、汉王朝在滇的统治方式、滇的社会形态及变化、滇文化的演化及衰亡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通过对李家山墓葬来研究古滇国时期人们的葬俗及礼仪规制也起到很好的佐证作用，当然，在这一命题上还有值得更深入研究的价值。(王春玲 云南省玉溪博物馆 ) ①《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 ③《探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④《汉书.佞幸传》，中华书局，1962年 ⑤《后汉书.礼仪志下》，中华书局，2006年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