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宋志娇
编者按：85年前，英勇的红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战胜重重凶险，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70年前，党中央一声令下，三万名十八军将士从四川出发，挺进雪域高原，战天斗地，克服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第二次长征”，并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两次“长征”中，开国中将谭冠三和夫人李光明是亲历者，也是经历过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一对红军夫妇。今年，是老红军李光明诞辰100周年，《祖国》杂志专门与谭冠三将军长子谭戎生联系，将母亲李光明曾经口述的经历两次“长征”的内容编辑整理，以示纪念。让我们跟随老红军李光明的讲述，一起回到那段难忘的革命岁月，感受两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闪光人生。
李光明（1921-2011），四川通江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1934年入团，1937年入党。她是首批一千多名进藏女兵中，唯一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解放西藏“第二次长征”的女红军。她的典型事迹，是十八军乃至全军女军人中的典范！她两次长征的壮举，称为“巾帼英雄”应是当之无愧的。她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创建新中国、解放西藏和建设新西藏，舍弃母子亲情和家庭幸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为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和中国人民的壮丽事业奋斗贡献了一生。她是首批授衔为数不多的女校官中的一员，荣获了多枚勋章、奖章和纪念章。她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母亲。
——谭戎生追思亲爱的妈妈
口述：李光明 整理：谭戎生
为了实现党中央确定的“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从北面打通同苏联联系”的战略计划，红四方面军在会宁进行了休整和部队整编。周子昆同志支持成立了第三个妇女独立团，又叫妇女先锋团，近两千余人。团长是红军中著名的巾帼英雄张琴秋同志，参谋长是彭真（女）。整编时我也被编入了妇女独立团这支特殊的部队当战士。我们每天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紧接着就是连续的行军和作战。10月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团组成红军西路军，遵照中央指示相继西渡黄河，我们妇女独立团也成功地渡过黄河，我由于年纪小，加上身体有病，渐渐掉了队，我们一起的有十来个男女战士，大家仍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咬牙忍痛，追赶大部队。待我们赶到离黄河还有不到十五里路的地方，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我们从老乡那里借到一口锅，大家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凑起来买了一只羊，准备煮熟饱吃一顿，增加体力，以便追赶部队。正当把羊肉煮好要吃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些老百姓，其中还有一些红军战士从黄河的方向朝我们这个方向退下来。我们急忙跑上前去打听。他们说，西渡黄河的部队已经同马步芳、马鸿逵的白狗子打起来了，渡口已被胡宗南部队占领了，船只也被国民党抢走，有的被烧掉了，已经没有办法再过河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同志很着急，一起商量了一下，觉得黄河既然过不去了，我们还是继续北上去找中央红军，去找毛主席。我们抱着对党中央坚定不移的信念，又开始了急行军。我们拖着病体，忍饥挨饿走了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终于在第三天半夜赶上了一支红军队伍。正准备停下休息一会儿，大部队又吹集合号向前行进了。我们又怕同部队失去联系，只好强打精神跟在队伍后面追赶。又走了两天，才追到了红一方面军设立的兵站，我们才找到了有吃的、有休息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一站一站地走出山，到了陕西的云崖镇。我们这些没有能渡过黄河的女战士，被集中送到云崖妇女学校进行整训和学习。每天“三操”（早操、军训、晚点名）、“两讲”（讲政治课、学文化）。清晨集合出操，跑步、瞄准、拼刺刀；早饭后，学习文化和上政治课。学校共有四个连队，我被编在一连。我记得和我一起学习的川北老乡还有伍兰英、赵惠兰、李玉兰、罗平等一大批女同志。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批红军从妇女学校学习结业后，是何长工同志率领我们奔赴延安。到了延安，我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工作，我被分配到延安留守兵团后方政治部剧社当社员，从事宣传工作。
1950年1月，李光明与谭冠三在四川乐山会合时的留影。
结识冠三
我们党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后，全国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这时的延安已成为全国有志青年和爱国人士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接受革命的洗礼。
党中央和毛主席特别重视宣传党的共同抗日纲领，以团结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队伍里。因此，我们政治部和剧社的任务就非常繁重。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和联欢任务。经刘忠、伍兰英夫妇和后方部队李兆炳同志的介绍，我与当时任抗大俱乐部主任的谭冠三同志相识了。
冠三同志是湖南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早期从事农民运动，1925年只身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寻求革命真理，投考黄埔军校，未果，即返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1926年加入青年团并于同年转党，是参加过湖南秋收起义、湘南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和开辟中央苏区根据地斗争的老革命。毛主席早在井冈山会师时就已经对谭冠三同志很熟悉了。当时冠三同志率领耒阳南二区农民赤卫队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同志上了井冈山。这时山上的队伍扩大了，吃粮就是个大问题，毛主席找到谭冠三同志说：“听朱德、陈毅、毛泽覃介绍，你还是个教书先生哪！你我是同行嘛！你是带着队伍上井冈山的，要按‘绿林’的规矩来说，你还是入了股的呀！当然，在我们红军队伍里就不讲这些了。为了保证井冈山红军战士们每个人有饭吃，我要找个有些文化的同志来当这粮草官。冠三同志。你能不能干啊？”冠三同志说：“我的文化不高，如果主席觉得我能干，我就去试试吧！”就这样，一个区农民赤卫队的党代表、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愉快地服从毛主席的分配，到红四军军需处当了一个管粮草的“书记官”。
冠三同志性格刚强，处事果断，作战勇敢，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能上能下，深得广大官兵的爱戴。他先后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军事裁判所书记、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在红军中，他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很有文艺天赋，会吹箫、吹笛子、拉胡琴、弹月琴、琵琶，会唱山歌和红军歌曲，也会唱一些京戏、湖南花鼓调。李兆炳同志对我讲过，还是毛主席点将要谭冠三当抗大俱乐部主任的。在长征过草地时，一股国民党骑兵在我军的前面，毛主席对谭冠三同志讲：“冠三同志赶快带领队伍去消灭这股敌人”。在这场战斗中，冠三同志负了几处伤，毛主席亲自将他的拐杖送给冠三同志，并对冠三同志讲，一定要走出草地，完成长征，留下革命的火种（至今主席送给冠三同志的拐杖我还保存着）。四渡赤水战役时，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冠三同志抽出笛子给大家吹出欢快的乐曲，以鼓舞士气。正巧毛泽东同志和王稼祥同志从这里路过，听到这充满喜悦之情的笛声，就朝笛声的方向走去，走近一看是谭冠三同志在给大家表演，非常高兴。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冠三同志，你的笛子吹得很好听啊！把同志们打胜仗的喜悦心情都吹出来了！好哇！冠三同志，你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嘛！冠三同志听到毛主席的表扬也很高兴。他提议大家一起唱一首红军歌曲，大家热烈响应，共同唱了一首《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曲，声音宏亮，响彻云霄，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也和同志们一起唱了起来。这歌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红一方面军胜利长征以后，冠三同志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西征战役尚未结束即被送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他先同刘亚楼同志在训练处搞训练工作，不久即调到抗大俱乐部当主任，后来又调到秘书科当科长。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毛泽东同志在抗大教务工作会议上，对谭冠三同志领导的俱乐部工作给予了表扬。
由于我同冠三同志的个人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又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考验，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于1937年8月在延安结婚。我们先后生育了6个孩子，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有两个孩子不幸夭折。
1947年7月9月，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冠三同志，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他向中央北方局提出到长江以南敌占区开辟工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后，立即启程南下，我当时也带着3个孩子随他一起南下。走到邯郸，我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冠三同志就安排我和孩子们返回冀中深县王村，在他抗战时期的老警卫班长赵金标的家里安顿下来。1949年3月2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北平。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任务，我迫切希望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质。这样，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我把两个小的孩子（女儿齐峪1岁，小儿子戎丰生下来刚7天）分别寄养在当地的两个农民家里，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老大戎生仅8岁，老二延丰刚刚4岁）送到北平华北军区荣臻学校（后改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上学，我即到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直到成都战役结束。
1950年，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后，李光明把长子谭戎生（左三）、次子谭延丰（左一）送到荣臻小学住读；1947年，三女儿谭齐峪（左四）被送到河北高阳县一个农户家寄养；1948年，四子谭戎丰被送给河北深县一家农户抚养，并立下《送子契约》。
谭冠三和李光明写下的《送子契约》
随同十八军进藏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后，我接到总政治部的电报，要我即刻到北京集中，前往重庆二野报到。当时我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接到通知后，我即赶赴北京，把两个在华北军区荣臻学校的孩子接到招待所。八九个月不见，孩子们都有了一些变化。作为母亲，我非常理解孩子们需要母爱的心，但党的召唤就是命令，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必须摆脱孩子们的“纠缠”，按时起程。于是，我趁孩子们睡熟之际，强忍心酸的泪水，离开了他们。
我同十几位同志一起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到武汉，改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正巧遇上了十八军后勤部部长扶廷修到二野开会。他说可以同他一起乘汽车前往乐山十八军军部。通过扶廷修介绍，我才知道冠三同志任十八军政治委员，现已接受党中央的命令，准备进军西藏。到乐山已经很晩了，扶廷修把我送到驻地就告辞了。很晚冠三同志才回来，看到我他很高兴，快两年不见了，他还是那么消瘦，眼睛里带着血丝，看得出他的工作很紧张，也显得很疲劳，但是仍然乐观、坚定，信心十足。他问起这两年我的情况及孩子们的安排，我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点头表示满意。他也同我讲了他的情况：参加西柏坡中央召开的土地会议后，他要求南下到江南敌后开辟新区的报告得到批准，到达豫皖苏区。当时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中原局要求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做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这样他未能渡江，而被派到汝南工委任书记。成立豫皖苏八地委，时任地委书记兼八分区政委，参加并支援淮海战役。1949年2月，成立十八军，调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作战，历时10个月，途径8个省，作战数百次。成都战役后，决定十八军经营川南，军长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兼任自贡市委书记。未几，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刘邓首长经过权衡决定，由张国华、冠三同志率十八军担此重任。目前正进行思想动员和各种准备。
在我见到冠三同志时，对部队情况和全局情况不甚了解，曾很唐突地向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可是四个孩子年纪都还小，可不可以先接来四川安顿？他沉思了一会儿，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接着又追问道：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很大吗？在我的追问下，他不得不全盘托出他的想法。他对我说：“光明呀！我们结婚12年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彼此信任，相互支持，最艰苦最残酷的考验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应该过和睦团圆的日子了。但是，我和全军指战员已经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下达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伯承司令员甚至强调，进军西藏的任务极其艰巨和意义重大，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长征’。把这个光荣的历史重任交给十八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有过安稳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个别的甚至抵触情绪很大。我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我和你不在川南安家，也不能把孩子接到川南安顿。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只有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把五星红旗胜利地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呀！你说对吗？光明同志，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我们一起进行第二次长征吧！”他的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露。十几年了，我对冠三同志的性格了解得太深了，同时，也非常理解他的处境。作为军政治委员、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全军几万官兵产生重大影响！我对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走过来了，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残酷的年代我们也熬过来了，蒋介石也被打挎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现在的西藏还是农奴制度，百万西藏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实际上就是当奴隶，做牛做马，知道当奴隶是什么滋味！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进军西藏我义不容辞。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受党教育多年，为能同你一起参加“第二次长征”而感到自豪。孩子们我已作了安排，比在战争年代稳妥、安全多了，这些你都放心吧。他听了我的一番话，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的！”
不久，我被分配到十八军妇女干校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政策，学习藏语文，做进军西藏的各种准备。一次，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来看我，一开口就对我说：光明同志，你带了个好头哇！我一听楞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他：刘主任，我刚来了不久，还没有做什么事啊！他风趣地说：“就你表示要同谭政委一起进军西藏这件事影响就不小啊！在全军带了个好头啊！军党委扩大会上，国华同志连声称赞‘好！好！好！这个头带得好！’。老政委还表示：这次进军如果牺牲了，也要把他的骨灰送到西藏，埋在西藏的土地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老政委的坚定态度，后盾还在你光明同志这里嘛！”我急忙说：刘主任，这话可就过奖了！冠三同志你是最了解的，即使是我做不到，他也会坚决做到的。何况，我是他的战友和妻子呢，这也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职责嘛！刘振国听了很高兴，还很关心地询问我身体怎么样？孩子们的安排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我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就等一声令下，整装出征了。就这样，我同冠三同志一起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
进军路上勇往直前
1950年3月4日，天空晴朗，红日高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气壮山河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全军将士庄严宣皙：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花朵开遍全西藏。
誓师大会结束后，一场向“世界屋脊”的大进军开始了，整个部队以无比的热情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当时，在体检时发现我已身怀有孕了，组织上动员我暂缓进藏留在后方。我表示：既然冠三同志已经向全军将士表示了我们共同进藏的决心，那就是说没有后路可走，更不能说了不做，失信于众，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我的坚定态度使他们很感动，并关心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身体，保重安全。
就这样，我被派到军司令部通信科作报务工作，随军直机关从新津启程。出征部队经雅安、天全、泸定、康定向道孚、甘孜进军。其间，翻过了二郎山、折多山进入高原。部队到达甘孜后作了一段休整（大约半年），同时等待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51年7月1日，进藏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下继续向昌都挺进。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同军直机关一起行动。
部队翻越了海拔5300米的雀儿山和5000-6000米的达马拉山、甲皮拉山，于7月17日到达昌都。从昌都到拉萨还有2300多里路。沿途横亘着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干部战士都要背六七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有时爬雪山还设法带上干柴以备野炊用，在积雪没膝的险路上与凛冽的风雪搏斗。晚上就在雪地上宿营，帐篷就扎在雪地里，人一呵气，帐篷里就结成了冰花，不少人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通信科的同志每天都要超负荷运转。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部队宿营，我们却要马上设机架线，发动马达开始收发报工作。
在部队行进到昌都西北的丁青宗时，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指挥机关在丁青宗驻扎，我们通信科距军指还有一段路程，那天是我值班，当我走在路上时，我感到肚子有些隐隐作痛，但是我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第一，个人有再大困难也要克服。于是，我坚持走到工作室。当我用力摇动马达时，因用力过猛而导致大出血流产，人顿时昏迷过去。事后得知，在我处于手术抢救的紧急时刻，冠三同志正在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手术后，当军政治部负责同志打电话向他报告，请他早点回来探视时，他只对政治部的同志说：“请转告光明同志，脱离危险就好，一定要她注意休息，手上的工作可以暂时交给其他同志，我工作完了就回去看她。在我脱险之后，许多同志都关心地劝导我返回内地休养，因为前面的道路更艰险，自然条件更恶劣。冠三同志回来以后，也极为关切地向医务人员了解我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因为药品器械短缺，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时，也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先返回四川休养，治疗好了再进藏。”我对他说：战争年代我们生育了六个孩子，死了两个，那是战争的残酷所致，二万五千里长征牺牲了那么多英勇的战士，那是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度困难，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加之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追堵截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这次我们接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条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要好得多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去见马克思，难道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退缩不前吗？那还能称得上是红军战士吗？还配作谭冠三同志的战友和妻子吗？他听了我发自肺腑的话，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说道：“光明啊！我知道你的性格是刚强的，困难面前是不会动摇的。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一起把第二次长征走到底，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的神圣任务。”
部队在丁青宗休整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又踏上了西征的路程。我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照料下，仍然顽强地随同部队前进，同雪山冰河搏击，勇往直前。不几天，部队来到怒江边。怒江两岸悬崖绝壁，江水是冰山雪水，翻滚咆哮，狂怒奔流，一泻千里。军首长亲自带人实地考察，选取比较安全的地带，采用牛皮筏子载人渡江，骡马进行泅渡。坐上牛皮筏，在江水激流中冲荡，很容易使人头昏眼眩。我们只能闭上双眼，屏住呼吸，全身放松，顺其自然，慢慢漂向对岸。渡江时，人员没有伤亡，骡马却损失了20多匹。横渡怒江天险后，我们在大草原上走了10多天，来到进军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冷拉山。冷拉山海拔6300米，山顶冰雪沉积，空气稀薄根本没有路。部队刚走到山脚下，就有不少同志出现高山反应。大家一步三喘气，走几步停下来缓缓劲再使劲往上爬，从山脚下一直攀登到山顶。爬到山顶极目远望，一片银色世界，景色极其壮丽。但是严重缺氧，使人头昏眼花，头重脚轻，有再好的自然美景，也没兴致去欣赏它了。下山时更为险峻，从山顶向下俯视，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可谓人迹罕至，鸟兽绝无。在冠三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坐在地上，双腿伸直，双手抱紧枪支，两眼盯住一个方向。一声令下，同志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往下滑，这种办法虽然有危险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呢？部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胜利越过冷拉山。据统计，翻越冷拉山时，干部战士口鼻出血的占2/3，因高寒缺氧，心脏病发作而牺牲的有5人，还有许多骡马倒毙。和我一起行军的一位同志就牺牲在冷拉山顶。
经过千辛万苦，两千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上，十八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顽强的革命意志，用坚实的双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长途跋涉，翻越了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渡过几十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广袤的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踏过了高原流沙和冰川地带，战胜了高原雪山的奇寒缺氧，抗过了狂风骤雨的袭击，克服了物资极度缺乏的困难，终于在1951年10月24日，进抵西藏首府拉萨。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万名僧俗、群众的欢迎下，十八军将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在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行列中，有数百名英姿飒爽、引人注目的女军人。她们同那些男子汉们一样，带者胜利的喜悦，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了高原古老的阳光城——拉萨，胜利地完成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任务。当晚，冠三同志带着难以仰制的激动心情，挥笔写下了豪迈诗篇：
……大军西进一挥间，二次长征不畏难；数月艰辛卧冰凌，世界屋脊红旗展。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团结重如山；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1985年12月6日，冠三同志去世后，经中央批准，他的骨灰安放在拉萨西郊——他当年率部创建的八一农场苹果园，实现了他“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死在西藏，埋在西藏”的夙愿。中国的神圣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他永远守卫在西藏，这对驻藏广大官兵永远是一种教育和激励。
进军西藏的岁月让人永生难忘，西藏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