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引领人
（接上期）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放在民族统战工作的章节里阐述，但由于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加之父亲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殊作用。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加以重点阐述，以推动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杨静仁在陕西安康视察灾区工作
父亲很早就认识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他在《民族团结》第12期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做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文中写道：
少数民族文物，是长期以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存；是反映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物例证。这些民族文物，能够帮助各民族人民认识各民族在长期密切交往中，共同为缔造祖国做出的贡献；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为了推进和落实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父亲认为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建设一座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这个中国民族博物馆应当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博物馆，要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收藏中心、研究中心、展览中心，使它在继承、发扬各民族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民族团结】1984年12期）。拨乱反正伊始，新时期民族工作刚刚起步，父亲就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排除干扰，克服困难，积极投入到建设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中。
1983年在父亲的主持下，国家民委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的请示报告>[1983]民文字第411号》。经多次沟通和协调，中央和北京市的主要领导终于同意搞民族博物馆，并要求“按照程序办手续”。1984年8月16日国家计委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同意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指出:“拟安排在七·五后期上马……可进行前期工作，待正式列入年度计划后再开工建设。”父亲还想借邓小平同志的威望推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为此亲笔写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
国家民委负责筹备国家民族博物馆，籍以展示我国以汉族为中心的56个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伟绩。为使展览生色，特请您题写《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名，不胜企盼，敬请挥毫，以垂永远。
国家民委
×××××
可惜，正当民族博物馆筹建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父亲从民族工作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加之国家压缩基建规模，1986年以后，民族博物馆的筹建工作陷入停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工作的飞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和民族文物加速演变和消失，有的民族文物几近绝迹，一些民族传统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民族文物不断流向国外。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尽快改善这严峻的局面，在民族博物馆建设又陷入停顿的状态下，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研究，决心营造一个社会组织平台，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民族博物馆建设，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经过父亲的多方努力，这个社会组织平台终于应运而生，1993年6月9日，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父亲当选首任会长，并欣然为协会题写了会名。
杨静仁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题字
1993年7月5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大会由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任英作协会成立报告。这个报告是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字斟句酌修改而成。报告开门见山指明成立协会的必要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少数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物，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多的民族文物和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中的珍品，亟需加以妥善地保护和抢救。”大会选举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领导成员，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章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协会成立后，父亲已重症在身，在住院期间一直坚持听取协会的工作汇报。他指示任英：协会在抢救征集民族文物的同时需加强调查研究，学术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需进一步了解民族文物流失、泯灭的现状，要对民族文物的抢救和保护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父亲还积极协调促成协会与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的合作关系，使两家从事民族文物保护事业的单位在业务上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杨静仁（右）在延边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工作
每件文物都是表现我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共同生产生活互通交融的物质实证，其背后都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等历史文化成果，这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个思想文化基础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现在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则必须从文物这个物质实证中寻找历史依据和汲取营养，否则这项工作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胎死腹中无法完成。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而文物正是反映那个时代“政治和精神历史基础”的实物例证，这个遍布全国的实物例证如一颗颗珍珠串起民族交流、文化互鉴、贸易往来的印记，揭示出千百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升华的“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并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民族文物保护工作还不仅局限于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民族血脉畅通，历史文化存续和发展的问题，是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
杨静仁与夫人吕琳在一起赏花
需要指出的是，父亲在四十年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众多阻力和猜疑中始终不渝地狠抓和推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直到病重在身还念念不忘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在今天看来实属难得和不易。虽然现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仍未完成（据说安排在北京丰台区王佐镇中央民大新校区），但你那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付出的心血和作出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六、做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
父亲2011年10月不幸逝世后，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全体同仁继承老会长的遗志，遵循他的指示精神，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努力工作，锐意改革，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民族文物的保护事业继续作出重大贡献。
坚持父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主动积极开展调研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我国少数民族地域广阔，文物品种繁多。需做好保护工作，首先要把分散各地多种类的文物资源了解透，整合好。协会领导多次带队赴广西、云南、四川、甘肃、辽宁、山西、河北的博物馆、文化馆等文物收藏单位和厚藏民族文物的崇山峻岭，江河大川采集信息，深入调研，为国家和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依据。过去，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时，协会副会长于今不畏危险，亲赴灾区第一线对民族文物的损毁状况进了考察和调研，为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创造了条件。近来协会还与有关部门合作成立“文物大数据中心”，文物科技中心等机构，对民族文物厚藏，自然灾害多发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地域进行了预防性调研摸排，以加强对文物和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力度，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民族文化活动，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在此仅举几例：协会在北京与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合作举办“56个民族风采万里行活动”，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举办“《出空》—凤胤斐水墨与岩彩绘画艺术展”，参访宣武区“纳西族文化室”推出纳西族作家和文光先生用古老的纳西族文字书写的纳西历史古文长卷；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主办“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在山西汾阳市主办“印象桃花源—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在云南宁洱市与宁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等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18年9月，协会召开了五届四次理事大会，举办“杨静仁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理事大会赞颂了我父亲杨静仁创建协会的重大意义和在担任会长时为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协会还撰写出版《杨静仁传》、《杨静仁诗词散文选》等著作以教育后人启迪将来。
积极参加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协会先后对河北张家口、广西百色、宁夏固原等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根据国家民委对我国“三区三州”扶贫工作的指示，协会从2018年开始，着重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进行精准扶贫工作。
2017年8月，协会在国家民委机关党委的指导下经选举成立了功能性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带动下协会党员群众定期上党课，学文件，积极开展党日教育活动，这些举措提高了协会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党悟，促进了协会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多年来，协会全体同仁继承老会长杨静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通过不懈的努力工作，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损毁流失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保护爱护文物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有些已经灭绝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近来又出台了《文物保护法》为这项利国利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协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工作经费不足。我国地域广阔，广泛分布着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少数民族文物。这些民族文物古老而又脆弱，把他们收集好保护好，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是不行的。我协会是我国唯一专事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协会，专业性强，社会面相对狭窄，由于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给予赞助和支持。协会仅靠会员交纳的会费渡日已属不易，惶论积极开展有效的工作，建议国家和有关部门给予协会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我们把文物保护工作做深做实。
其次，上级领导支持重视不够。近年来“从严治党”的措施进一步落实，党风政风逐步好转，但也导致懒政惰政问题突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风蔓延滋长。有的领导同志担心分管的社团出问题而累及自身便采取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有的甚至把社团当作“累赘”意欲一甩了之。这些消极因素，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社团的正常工作。
文物源于民，存于民，做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仅靠党政机关“包办代替”不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进入新的时期，无论是汶川抗震，阻击非典，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这次全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更显“民心可用”，人民群众不仅踊跃投入战斗第一线挥洒汗水，而且还自觉地利用网络等平台，针对敌对势力乘机对我国的诽谤和抹黑，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反观消耗国家公帑的官办机构和舆论平台，面对这个考验有的“躺平”装死消极应对，有的甚至大搞“自由主义”和敌对势力暗通款曲，沆瀣一气。严峻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在群众中的引领作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使这项工作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和自觉，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文物“活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结语
父亲参加革命后，所做的工作受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例如：父亲1954年为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这个材料写的好，看来统战部有秀才！”1960年底邓小平高度评价父亲赴西藏调研，给中央写的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文件”。1982年夏在新的历史时期，父亲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的报告，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称赞：“这个报告有内容，因为作了工作，数成绩就比较实在。因为方针明确，讲任务就比较中肯。”“文革”还未结束，邓小平同志冒着风险在1975年的一次会议上对父亲也给予了好评：“杨静仁如无历史问题不用可惜，据我所知他是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同时期，他还在一份文件中批示：“这个人（指父亲）是回族，政治上很强，有马列主义水平。”至于其它领导同志，特别是李维汉同志也给予父亲较高的评价。这些不俗的评价恰是对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开展工作的肯定。
父亲常对我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要素。实事求是是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我国古代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所论“格物致知”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诠释。“格”就是到，“致”就是得。格物在前，致知在后。它告诉我们要排除私心和杂念，对事物要用心观察和钻研，从其内部找到本质和规律，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革命文豪鲁迅在“拿来主义”的短文中对此也有评述，他说，国人在被外国用枪炮打开大门后，对外面“送来”的东西不加选择一概接收，结果事事不顺，洋相百出。鲁迅认为之所以有此结果，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不从实际出发，不做调查研究，不比较选择，“唯上唯书”，把“送来”的东西当作规则和圭臬，并以此来衡量和指导行动，焉有不败之理。正如一个饥饿之人不顾自己肠胃是否耐受，不加选择地把“嗟来之食”囫囵吞枣全部吃尽，结果不仅未能果腹反而消化不良损害身体。鲁迅又说：“所以我们要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就要我们排除干扰和私心杂念，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通过比较选择和钻研找到其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无往而不胜。
鲁迅最后说：“总之，我们要拿来。……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奉行“拿来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作风说易行难。他不仅要具备上述优点，还要付出汗水和辛劳，有时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父亲三次赴西藏工作搞调查研究，走遍崇山峻岭，由于高原缺氧几度昏厥仍苦干不辍，致使患上严重的肺气肿而遗害终身。父亲主政宁夏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党的工作失误，人民忍饥挨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他为了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给任何人打招呼，也不带警卫和随行人员，只身一人深入一线，几次被饥饿的群众围攻，也无所畏惧毫无怨言。
1966年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与当时主政陕西的胡耀邦为“社教运动”等有关问题产生了矛盾和分歧。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便要求父亲积极参与对胡耀邦同志的批评和围攻。父亲顶住压力冒着撤职的风险，坚持实事求是，始终没有参与对胡耀邦同志错误的批评和围攻。
在党的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已非常恶劣的情形下，坚持实事求是。奉行“拿来主义”甚至还有生命之虞。1938年父亲在兰州入党。1941年初到延安，履历简单清白，然而仅过2年，25岁的父亲即在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中以特嫌的罪名被关押。在关押期间，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求得到宽大处理的待遇而虚假“认罪”，也不胡攀乱咬而受尽了折磨，直至两年后，同案关押的早已都陆续释放，抗战已快全面胜利的1945年7月，父亲才以“没有问题”的正式结论，得以释放。
父亲主政宁夏五年，对比其他负责同志，父亲党内资格浅，没有“山头”“派系”，年轻（任职时年仅44岁）又是少数民族。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迫害最为严重，早早就被批斗游街抄家关押。1967年夏中央公布需在全国点名批判的走资派，父亲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四人帮”粉碎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负责同志纷纷获得解放并安排了工作，父亲虽已被关押十年之久，但问题仍迟迟得不到解决，直至1977年秋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组织生活也刚恢复，但工资还未照发。
父亲在几次运动中受到如此“厚待”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也在情理之中，在那个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时期，似他这种正派坚强的领导同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也反证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所应具有的“沉着、勇敢、有辨识、不自私”的优良品质。
文章还未写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已经开始。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四十年前为写论文而研究的一本名为《我们兄弟民族大家庭》的苏联杂志。文中“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各民族都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民族，他们业已形成的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古长青。”作者言之凿凿信心满满，令我羡慕不已。然而今天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解体，昔日的兄弟民族竟兵戎相见互相厮杀，真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惨痛的事件告诫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没有了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就要解体，民族就要分裂，“破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国广大基本群众，无论它属于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处在“发达”阶段还是“初级”阶段；都要面临兵火连天流离失所的惨境。面对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式，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更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和反对敌对势力挑拨民族关系，制造“颜色革命”，妄图分化、西化我国的阴谋。针对敌对势力的图谋，四十年前父亲就在一首名为《虎皮鹦鹉》的散文诗中写道：
不管打着什么“不同政见”的破旗，
吹什么“自由化”的谬论，
人民绝不答应！
当年魏武曾指出：‘似是之言，莫不动听’，
但它怎抵得人民的眼亮心明！’
1981年10月
（原载《民族团结》1981年第12期）
我们一定要百倍珍惜今天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始终保持“眼亮”和“心明”，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正处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最近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更需要我们学习继承父亲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应该看到，目前党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有所滋长，任其蔓延将会严重阻碍我们事业的发展。针对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苏联红色诗人马雅柯夫斯基作诗批判道（不太准确）：
我想，应该再开一次大会，
决定今后不再开那无用的会！
我附议：
我想，应该再下一次文件，
规定不要再下发那无效的文件。
最后，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纠正和抵制这股正在滋长的歪风，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锐意改革攻坚克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本文作者杨华山系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长）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