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之后，红四方面军一部（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等）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又奉命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随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指战员两万余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5个多月，歼灭了马步芳、马步青匪军两万余人，后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在近半年的斗争中，西路军共牺牲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其中6000多人惨遭杀害），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歼灭、击伤马家军25000余人，牺牲军师团级干部143人，最终仅430多指战员抵达新疆。西路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西大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西路军征战图（此图来源于网络）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西路军失败以后，通过党的营救及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们百折不挠的奋斗，仍有近5000名红军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他们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据统计，其中有元帅1人，国家主席1人，国防部长1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人，大将1人，上将3人，中将15人，少将92人，开国将帅共112人。另有省部级干部10多人。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关心和援救下，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的430多名将士，经过学习和技术培训，分别成为航空、无线电通信、情报、医务、装甲、汽车、炮兵等方面的骨干，为人民军队技术兵种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金寨籍红军将士也参与了西路军浴血奋战。其中，在西路军总部机关中，张怀礼时任西路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傅家佑任西路军总供给部科长，陈宜贵任西路军总保卫局侦查部副部长，廖赤见任总部前进剧团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廖静民任总供给部财务科科长，徐立清任总部医院政委，丁世方任红四方面军中医院院长，蔡光波任总部特务营营长，还有众多金寨籍红军在各个部队中参加对敌斗争，如西路军第一兵站站长李崇禧，红三十军青年科长陈宏等。
在西路军几次大的战斗中，有许多金寨籍红军血洒疆场。
永昌东二十里铺战斗：1936年12月5日上午，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一行近七十人，奉命前往东二十里铺演出慰问红九军，不幸与敌马步銮团遭遇，被包围在郭家下磨庄。全体人员凭借围寨据守抗击一天，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激战中，剧团团长周汝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廖赤见（金寨籍）、导演任炳煌、政委易云均、副队长汪贤臣等十余名干部和保卫人员先后牺牲。剧团其余人员全部被俘。其后在甘肃省山丹县暗门滩作战中牺牲的还有红五军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金寨籍）以及牺牲在河西走廊某处的红九军教导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张易元（金寨籍）。
高台血战：1937年 1月12日，敌切断高台、临泽的联系，并以一部兵力牵制沙河堡、倪家营子的主力红军，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共2万余人向高台城进攻。五军将士依托城外工事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双方激战数日，敌以优势兵力攻毁城外东、西关制高点后，直逼城下。西路军总指挥部为缓解敌人的攻势，于1月17日，致函马军前线指挥部，期望以西安方面的谈判来促成西路军的停战谈判。然而，“二马”把红军的致函仅仅看作是“精疲力竭不堪”、“以作缓兵计”，“严词拒绝，不为软化，以期聚歼”。从18日夜开始，敌人在各种火力掩护下轮番攻城。此时，五军已是弹药殆尽，战士们把爬上城墙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城墙沿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全力从四面攻城。拂晓时分，南城墙被马朴旅马忠义团突破，敌人蜂拥而入。在生死存亡之际，五军伤病员也投入战斗，在城墙上、街道间与敌人肉搏。巷战进行到下午五六点钟，高台城被敌人占领。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师参谋长刘培基、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朝、政委朱金昌和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金寨籍）、五军某团政治部主任葛海仙（金寨籍）以下官兵3000多人壮烈牺牲。就在高台危急之时，总部闻讯急派骑兵师增援，但中途与敌遭遇，伤亡大半。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等英勇牺牲。之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重新调配五军干部。孙玉清任军长，黄超仍任政委，毕占云任参谋长，谢良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还要提到一句的是，本来五军过黄河前洪学智（金寨籍）要代替杨克明担任五军政治部主任的，但是任命之后又改为各司原职。所以历史不能假设，假若洪学智参加了西路军，又会怎样？1988年5月6日，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视察高台烈士陵园。上将巡视数周，步出陵园，复又返回，表情严肃，步伐缓慢，一言未发，看得异常认真，其中在杨克明烈士像前沉思良久，并向大家讲述这一段往事。
兵败梨园口：临泽梨园口是通往祁连山的必经关隘，道口两旁山峦起伏，向西即通往祁连山腹地。3月12日晨，从三道柳沟突围后经过一夜急行军的西路军到达梨园口，并布防控制进祁连山的通道。很快敌骑兵就跟踪而至，而九十师二六七团政治委员冯伦奎（金寨籍）和红九军医院政委魏远奎（金寨籍）在之前的甘肃西部倪家营子战斗中与敌交战中光荣牺牲。担任后卫的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几经冲杀，抢占了山口南侧的有利地势，顽强阻击来敌。这时西路军虽然还保持着两个军的番号，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二三百人，而且很多同志带伤作战。特别是九军，经百多日奋战，兵力已不足千人，更为困难的是弹药奇缺和饱暖无着。尽管这样，九军还是把敌人大部吸引过来，以图牺牲局部，保存整体。在这场血战中，九军损失2个团，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金寨籍）。
杨朝礼烈士
三十军医院院长徐其新（金寨籍）、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总部回民支队副司令马有明、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及八十一团团长、政委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英勇牺牲。当天，二六四团兵力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损失大部。深夜，为摆脱敌人的“围剿”，总部指挥余部边战边退，进入祁连山肃南康隆寺一带。
石窝山血战：1937年3月12日，也就是红军与敌人在临泽梨园口激战之时，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我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务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猛冲出去；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3日，西路军指挥部率连同大批伤病员在内的人员撤离梨园口，星夜沿梨园河向西南方行进，天亮退至马场滩，抢占牛毛山，与追敌冲杀战斗一天，敌仍紧追不舍。西路军即转进柏树沟到康隆寺一带，与尾追之敌，边战边退，向南部深山转进。3月14日进入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山一带。在这里，部队还未喘过气来，敌骑兵又追了上来。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十军二六五团，在激战中全部覆没。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损失。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张文德、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军部宣传部长俞荣华、二六九团团长潘传品、二六七团团长黄英祥、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妇女抗日先锋团余部接替三十军二六八团防务，担负起掩护总部向石窝山撤退的任务。至此，西路军退入祁连山，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的兵力已经不满3000人，西路军经过近五个月的战斗最终归于失败。金寨籍红军王营（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王营、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石窝分兵：3月14日下午，撤到石窝山上的西路军余部不足3000多人。傍晚，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和向东、向西分散游击；二，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三个支队受工委直接领导。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新编的三个支队是：王树声率九军余部为右支队，约五、六百人向东游击；毕占云率教导团、特务团一部及彩病号、妇女团余部近千人为第三支队就地游击；李先念、程世才率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千余人为左支队向西游击，西路军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会后，三个支队在夜幕下分头出发。为使各支队甩掉敌人的包围，顺利走出祁连山，被打散的指战员又临时组织了方震、辛元林、尹子林、耿万福、陈宜贵等领导的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以迷惑、牵制敌人，掩护各支队和徐、陈东返。后来，在敌人的追击、围攻中，其它几支游击队也先后被打散，指战员大多牺牲、负伤、失散，人员所剩无几。许多被打散的战士各自结伴，从不同方向突围。有的牺牲，有的流落当地，有的只身返回延安或老家。
红军时期的李先念
西路军失败之后，余部开始分散游击突围，金寨籍西路军将士各自命运多舛，历经坎坷而结局不同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梨园口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打散，金寨籍红军红九军军部三科科长吕兆宣乔装乞讨，辗转甘肃、宁夏、陕西，前后行程2000余公里，历时两年多最终到达延安。红三十军青年科科长陈宏也在梨园口战斗失利后随部队进入祁连山，才停留一个晚上，马家军前后夹击，许多人当了俘虏，陈宏也在其中。在押送时，趁被俘人员一派混乱，陈宏从一个后山狭缝钻了出来。与他先后逃出来的，还有7人。大家选择一个避风安全的山窝停下来，在老乡的帮助下躲了半个月，然后沿长城脚下找部队。
1937年的徐向前
在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返回陕北的途中，徐向前遇到了西路军总部特务营营长蔡光波（外号曹大头，因口音也作曹光波），他们结伴而行，互相照应。1937年3月中旬的石窝会议后，蔡光波随由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的第三支队在祁连山打游击，3月底，在白泉门被敌人打散，蔡光波找不到部队，独自一人往东走，往陕北党中央所在的方向走。他行至永昌和凉州间，碰见徐向前，蔡向首长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并关切地说：“敌人到处贴布告悬赏抓总指挥和陈政委。”徐向前说：“现在你打算到哪里？”蔡光波说：“去陕北，找部队去，”徐向前说：“我们一块回陕北”，蔡光波当然愿意，首长和下属两人一路走着。一路上，白天，他让首长躲到山沟或僻静处休息，自己一人出去找吃的，问路，晚上两人再一起往东走，就这样走了二十多天，他们一路经武威、土门和景泰县，躲过了马步芳部队的层层堵截，终于到了黄河岸边，只要过了河就安全了。
终于，他们等到了一个羊皮筏子，给了船工2块银元，他们到了对面的陇南小镇打拉池。
在打拉池，徐向前和蔡光波重新化装，徐向前成为一个商人，蔡光波成为一个伙计。两个人向东南方向大步奔走，翻过六盘山，直奔平凉。在平凉待了一天，他们就急着向东走，他们要尽快找到红军。在路边休息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们，红军就在附近。过了黄河，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跋涉，后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两人被迎到了司令部，1937年4月3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县。
从3月14日“石窝会议”到4月3日，21天的时间，徐向前和蔡光波一路煎熬，最终成功返回了陕北。后来蔡光波因为熟悉河西情况被派回联系、寻找陈昌浩等红军，最终因为一系列原因而流落河西，最后无奈辗转返回老家金寨县，全国解放后，1956年，他给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写过信，没有收到回音。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首长错把蔡光波认作“曹光波”，所以说不认识他。1961年，蔡光波在老家去世。
丁世方时任红四方面军中医院院长，在祁连山躲避40余天后化装出山，后在临泽县行医长达4个月，1937年8月经谢觉哉介绍返回延安。西路军队列科参谋李家益打散后与干部团成员组成突围小组，沿途乞讨，经 一年多的艰苦辗转跋涉，两次翻越冰封雪冻的祁连山，终于到达陕北。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一营政委傅绍甫头负重伤，被当地群众收养。伤愈后，他沿途乞讨，辗转到达延安。
西路军总部保卫局侦察副部长陈宜贵在分散游击中，与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率领一支游击队，马良骏任队长、陈宜贵任政委。在被敌围困的情况下，决定分组突围。陈宜贵带一个组突出重围，日隐夜行沿万里长城遗址向东前进,于 1937 年 5 月渡过黄河，向延安方向游击。6 月在甘肃秦安县与敌军 毛炳文部遭遇中被捕。七七事变后被押送到上海江湾补充到防守的国民党 三十六 师， 在与日军战斗中负伤。上海沦陷后转江西省临时医院治疗两个月，伤势好转后 逃出医院，直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 年 3 月回到延安，向总政治部汇报情 况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红九军政治部文印员徐立贤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关进马步芳的劳改营，受尽折磨。1938年，马步芳从甘肃被俘西路军中挑选出年轻战士400余人，押解到青海省循化撒拉自治县赞卜乎村（赞卜乎，“险要、险峻”之意），从1939年到1946年，徐立贤开始了八年的艰苦而漫长的苦役生活，被迫从事伐木、垦荒、修路、建房等。八年中，徐立贤等西路军红军共开垦荒地1700多亩、修建大型水库5座、建造住宅围墙60多处，修建学校1所、水磨3盘、油坊2处、清真寺1处。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马步芳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循化集中营的所有西路军红军。离开循化后，徐立贤身无分文，四处流浪。但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红军，寻找革命队伍。从青海出发，辗转宁夏、甘肃等地，白天躲避敌军盘查，夜宿荒野，半年后到达陕西蟠龙镇，重新加入人民军队，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独四旅十团三营机枪连当战士。
红九军通信队队长石德银沿途乞讨，于 1937 年 8 月才找到未过黄河的红 军。红九军骑兵连连长方向腿部受伤后，藏在草垛中躲过敌人搜查，后沿途乞讨，整整走了 3 个月才寻找到党组织，回到红军队伍。
在石窝会议以后，李先念、程世才率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千余人为左支队向西游击，翻过祁连雪山，进入祁连山深处。3月22日左支队与中央取得联系，按照中央指示，左支队向新疆进发。这些九死一生的西路军指战员，战胜风沙、饥饿、严寒以及敌人的尾追，历尽千辛万苦，昼夜艰难行进，最终走出大戈壁，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脱离险境。左支队历尽千辛万苦，仅存430多人的骨干力量。1937年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满载被服食品的几十辆卡车到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战士。并召开欢庆“五·一”和对西路军的欢迎慰问大会。
西路军保存下来的这批骨干，在星星峡经过短暂休整后，于5月7日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整编为“新兵营”，住在西大桥新疆纺织厂。“新兵营”的战士们在迪化休整和学习专业军事技术，后分批回到延安。在新兵营中，金寨籍红军有原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张怀礼、译电股长高峻、译电员汪德祥、红三十军政治部青年科长方子翼、二六七团七连连长傅德昌、二六五团政治处秘书王东汉、卫生队看护长范成舟、二六八团四连连长肖全德、二六七团营政委宋承志、九十师政治部主任李树芳、三十七团通信员肖显清、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警卫员邓忠国以及陆富贵、宋维贤、张泰升、肖邦宁、胡孝炳、王文等。
1939年12月宋承志（左三）在迪化新兵营
在左支队行进中，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一六九团二营副营长金寨籍红军廖永和因腿伤未跟上轻装前进的左支队，随后掉队，他就地收容了11名难友组成了一个临时战斗集体，继续朝前追赶队伍，他们一行12人行无定向，宿无守所，食无隔日之粮。12人漫无目标地在草原荒山中流浪，但是一天，他们夜宿苏里与考克赛之间的一个山洞里。异日拂晓，一位姓洪的指导员起来刚走出山洞口，一声枪响，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廖永和与一位班长闻声赶出洞口，班长亦饮弹献身，两颗罪恶的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打进又穿左腿而出，他也随之昏厥倒地。匪徒们将他们随身物件洗劫一空，抢走了这个小集体仅有的3支步枪和12发子弹。
廖永和
廖永和苏醒已是伤后第9天了。他看到战友们难过的情景，害怕自己拖累大伙，要求大家抬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压死，要求他死之后大家尽快脱离危险地。同生共死的难友，怎能狠心作出那样的事情！大家抱成一团，哭成泪人，谁也没了主意。最后，临时党小组做出决定：祖籍四川通江年仅14岁的何廷德（乳名火娃子）留下照顾廖永和，30军医院护士长胡传基带领7名战友继续寻找部队，公款10多块银元拿出来交给大伙做路费。
洒泪告别后，胡传基等依然继续朝西追赶左支队，直至甘肃敦煌不知所向，才面面相觑后各奔东西。胡传基后来到了金寨老家，并向廖的家人转告了廖永和临别嘱咐：“能回到老家，就转告我的双亲，说我已经在祁连深山为革命献身了。”这个信息使廖的家人信以为真，都认为他已经成为革命烈士了。直到1956年，他写信回家，家人才得知他还健在人间，并再次参加革命。在这13年的隐忍、流落中，廖永和以其出色的工作，相继升任区长、工委书记，乌兰县委第二书记兼县长等职，廖永和是西路军流散红军中后来任职最高者，解放后，何廷德后在肃北县历任乡长、副县长等职。
而在石窝山阻击战中被俘虏的王营(陈映民)，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逃出来。在之前的长征中，王营的丈夫吕绍文兄弟三人都先后牺牲，自己的孩子也丢失。王营在逃离西宁后，又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金寨县。
徐立清一行人（主要为总卫生部、总医院工勤人员、伤病员）于1937年4月上旬渡过黑河，走到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山上，拂晓前隐蔽休息，派出一人放哨，又派一个炊事员去半山坡一间茅草屋里找水喝。由于太疲劳了，一行人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哨兵也坐着睡着了。去茅草屋找水的炊事员被敌人俘虏，他的一口四川话，暴露了红军的身份。在敌人的威逼下，炊事员供出他们一行人的情况，并把敌人引到徐立清等人隐蔽休息的地方。徐立清一行还在睡梦中就被敌人捉住了。
他们被敌人捆送到甘州坐了三天牢，又被送到凉州坐牢半个月（一同被关押的有秦基伟、方强、徐太先等），尔后被送到兰州敌第九十七师，编入被俘人员战士队去修路。其间，徐立清被敌人多次审问，甚至被打过，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普通红军战士，什么也不知道。徐立清身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破毡帽，耷拉下帽檐遮住半个脸，成天埋头同被俘战士一起修路。有一天他在河边洗脸，被叛徒认出来，于是被敌人押解到被俘的军官队里。但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职务，徐立清谎称自己是医院的医务主任。
6月，敌人将徐立清等押解送往西安，行至平凉地区，路边的小贩中有红军援西路军派出的情报人员，徐立清假装买东西同“小贩”接触，“小贩”告诉他向东北跑，到镇原找红军。
一天午夜，趁天下大雨，徐立清打开住室的后窗，跳窗越墙，在大雨中向东北方向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敌人虎口。第二天，他在镇原找到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经徐太先等人证明，徐立清恢复了党籍。7月，徐立清出任红军援西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审查归队的被俘人员的工作。
开国中将徐立清
建国之后，幸存的金寨籍原西路军指战员战斗在各个战线，很多成就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恐吓，直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金寨籍参加过西路军的老红军有李家益、陈宜贵、方子翼、宋承志、肖邦宁、张泰升、吕兆宣、邓忠国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宋承志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师长。1950年11月1日，宋承志率炮二师师部及所属的三十团从长甸河口入朝，随后炮二师作为志愿军三十九军一部参加了云山战斗，这也是志愿军对敌军发起的第一次战役。战斗一开始，敌军就被志愿军炮火压制住，最终我军占领云山，敌军溃逃，死伤惨重。
方子翼在朝鲜战场上担任空军第四师师长，指挥部下先后空战500多次、一共歼灭、击伤敌机88架，其中就有号称美军“王牌飞行员”的乔治·戴维斯，此人是美国空军第4联队第334中队的少校中队长，他有3000多小时的飞行阅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飞行266次，被美国空军当局誉为“空中英雄”。他自1951年8月来朝后到被击毙，执行作战任务60次，是朝鲜战场上成绩最好的“王牌驾驶员”。戴维斯被击毙，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戴维斯的妻子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并以她丈夫生前信件内容揭露了美国当局所极力掩盖的中国空军富有战斗力的事实真相。美国国会部分人员也为戴维斯被击毙大发雷霆。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被迫于2月13日发表特别声明，哀叹戴维斯被击毙“是一个悲惨的损失”，“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员带来了一片暗淡的气氛”。后来空军第四师荣获了“空军第一师”殊荣，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嘉勉：“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全师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有1424人立功受奖。全师有10个单位荣立一等功，有587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勋章和奖章。
1951年志愿军空军第四师首届祝捷大会，方子翼（站立者）作总结报告。
1956年3月30日，空军党委研究，根据全军统一编制序列的精神，考虑到空四师是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是个战功卓著的老部队，于是决定将空四师改为空军第一师，这也是全师将士的期待。和平时期，人才更是辈出，从空四师(即空一师)走出去的将军有几十位。虽然他们中有的比方子翼职位更高，但他们始终尊敬并爱戴着他们的第一任师长。
李家益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在任期间积极配合军长皮定均指挥作战，并且和军党委、师团干部制定了冷枪冷炮战术，提出“抓一把就走”策略，持续5个月的冷枪冷炮运动，毙敌1.4万余人，涌现出以张桃芳为代表的优秀狙击手多人，沉重地打击了“联合国军”。
陈宜贵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开城保卫战，在战斗中陈宜贵提出“创造保卫开城英雄部队”的口号，制订将开城东、南敌军驱逐至砂川河以东、汉江以南的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得到兵团批准后，六十五军将士英勇拼杀，最终使我阵地 向南推进280平方公里，有利地改善了我方防御态势。
肖邦宁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四次战役，负责战场伤病员救护工作。1951年3月下旬，第四次战役结束后，肖邦宁因过度劳累，出现胃出血，奉命回国休养。
在1955-1965年间，参加过西路军艰苦转战的金寨籍红军先后被授予少将及以上军衔的有徐立清、丁世方 、方子翼、宋承志、陈宜贵、李家益、傅绍甫、陈宏、林彬、董洪国、张行忠、林乃清等12位。省军级（含享受省军级待遇）金寨籍西路军老红军有邓忠国、石德银、吕兆宣、李崇禧、肖邦宁、高峻、傅家佑、傅德昌、马经儒、石德银、张怀礼、肖先普、宋永旺等，地师级（含享受地师级待遇）金寨籍西路军老红军有方向、廖永和、廖静民、李家银、王营、王文、徐立贤、陆富贵、宋维贤、张泰升、胡孝炳、范成舟、王东汉、肖全德、肖显清等，而流落西北各地的金寨籍西路军老红军有张经国、屈祖乾、彭德生、梁长志、李平余、萧宪年等，从西路军失败之后辗转回到老家的有胡传基、蔡光波、李培根等。
金寨籍西路军最后去世的省军级老红军是肖邦宁（1916-2010），于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曾担任过海军卫生部部长。提起肖邦宁的革命生涯，据肖邦宁孩子肖卫平回忆说：“我父亲是从不谈过五关斩六将的，他总是说西路军的时候，他是拽着苏井观的马尾巴走到新疆的，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去的战友都比我强！”
开国少将方子翼
金寨籍西路军最后去世的开国将军是方子翼（1916-2015），20世纪90年代，年近八旬的方子翼克服手头无资料、无助手、严重的视力障碍等困难，凭着非凡的记忆力，用颤抖的手，以惊人的毅力一笔一画地写了8年，最终写成了近30万字的《雪山·草地·蓝天》的回忆录，他在里面详细回忆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尤其是自己四过雪山草地的艰辛，其中在红四方面军中三过雪山草地，在西路军中又过了一次祁连雪山和河西走廊草地。毫无疑问，在西路军中的第四次过雪山草地是最艰辛的，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些困难终将克服，革命终将胜利，西路军精神永放光芒！西路军永垂不朽！
(程先超，大学本科学历，历史学专业，文史爱好者，现为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参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红色读本审核工作，并且参与金寨红色教材读本词条编写工作。)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