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哨晚年（1920-2006）
我的父亲田哨，原名王赫，曾用名王珏，汉族，1920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林头屯。1925年爷爷调北戴河火车站当铁路工人，父亲王赫在火车站东边杨庄上过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东北，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山海关接着占领北戴河。社会上传言日本人要杀学生，爷爷奶奶都很着急，设法让父亲离开家。
北平少年
1933年到北平后，父亲写了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并给《北平日报》投稿，被 《北平日报》刊登，北平地下党约见他并与他谈话。这个报社领导是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谈话人很惊讶文章作者居然是个小孩，很高兴与我父亲王赫建立了联系。到北平后，保定军校来北平招生，我父亲王赫化名王冠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保定军校。当时因地下党组织通知他与保定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上。
童年的田哨
后来听说位于皮裤胡同的东北中学（现为实验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管饭吃，就试着去考试。考入东北中学后，我父亲改名为王珏。
父亲王珏在东北中学积极与进步学生联系，成立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海燕诗社》。
在东北中学与进步教师闫述诗、马识途、常静宇、王一夫等成为好友。马老先生在他墓碑上刻下了他参加革命是受学生王珏的影响，带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东北中学当时国共两党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复兴社”“蓝衣社”“CC派”等特务千方百计迫害进步学生，偷偷列黑名单，甚至还有半夜活埋进步学生的残暴行为。进步学生与之针锋相对展开秘密斗争，并称学生特务为“狗毛”。国民党特务伪装进步学生混在流亡学生中。流亡学生人很多，晚上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觉，人挨着人，翻身都不可能。特务假装宣传抗日，谁要是答话说“抗日”，就中了特务的圈套，后半夜就被特务活埋了。由此可见斗争的复杂残酷。有一天晚上，王珏睡觉时发现他身边讲抗日的人腰上有手枪，心想这个人肯定是特务，就大声说：你腰上什么东西，圪的人没法睡觉。屋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特务，谁都不说话了。
1935年的7月至11月，学校开始由北平搬到鄂豫边境的鸡公山，搬家的原因是根据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北平不准有任何抗日武装存在，而东北中学是在北京唯一全副武装的学校，学校还有部分人员留在北平。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夕，地下党组织找到王珏，希望他通知一些中学的进步学生也参加一二·九运动，王珏连和同学连夜通知了北平各中学的进步学生，号召他们和大学生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当时王珏任中学一个分队的分队长，带领同学们一路高呼抗日口号，冒着军警的水龙头向前冲。寒冬腊月，学生们的衣服被水淋湿，结成了冰，大家团结一致，手挽手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游行到了西直门。
1936年，东北中学秘密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王珏任分队长，总队长叫李昌。
1936年，穿东北中学校服的王珏在鸡公山留影。
1936年年初，学校要全部搬到鸡公山。学生们乘军用闷罐车由西直门火车站直奔鸡公山，先行的老师同学早已等候，同学们帮助站岗放哨，搬运东西。整个学校实行军事管理，设有军事教官系统，实行军事编制与文化编制双轨制，同时设有武装校警队。学校不但要读正规的学习课程，还要上操；学习战术动作，站岗放哨，都是荷枪实弹。
国民党为了控制学校，秘密发展“蓝衣社”“复兴社”和“CC派”，监视进步学生活动。1936年，复兴社殴打进步学生，寻衅闹事，2月19日，由于学校挂牌开除了11名进步学生，激起公愤，加上抓住校方贪污，于是闹起了学潮。有些学生冒着漫天大雪下山，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到武汉去请愿。结果校方全面妥协，用火车在湖北孝感将请愿的学生追了回来，学潮取得胜利。
赶走了校长，学校也改正了一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聘请了几个进步教师，换了校长，由孙一民担任代理校长。可是国民党政府减少了学校的经费，学生们的生活更苦了，经常吃不饱饭。鸡公山上长了些猕猴桃和西红柿，学生们饿得受不了，就去采摘吃。
在鸡公山期间，我父亲王珏接受组织上的委托，担任学生自治会文艺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出版铅印36开本的校刊。夜里我父亲王珏秘密收听广播电台播出中国军队的抗日消息，记下来连夜刻蜡版，印刷出来。等天亮大家就都收到了，并邮寄到武汉、信阳、郑州、北平绥远等地。由于大家每天都盼望能收到抗日前线的捷报，因此父亲给校刊取名《捷报》。
王一夫（地下党员）是我父亲的语文老师，有时会晚上约我父亲谈话，了解学校里的政治情况，进步学生有什么活动。
阎述诗老师是教高中三角几何的，业余义务教唱歌，他是《五月的鲜花》的作者。有一天，阎述诗老师上课，一进教室他唱着《五月的鲜花》就哭了，说他被特务抓起来受到折磨，特务审问《五月的鲜花》是不是他写的，阎述诗老师没有承认，特务没有证据只好把他放了。同学们听了老师的叙述也都哭了，跟着老师一起唱《五月的鲜花》，很快这首歌传遍校园，传遍了社会，歌声唤醒了许多人。
学生们经常进行打野外训练，就是在野外进行实弹演习，战略战术的实践。有一天，鸡公山上空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向篮球场投下了一封信，信里面压了一块银元，说他是东北中学的学生，参加空军抗日去了，这一去要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后来，东北中学有一位飞行员在与日空军战斗中壮烈牺牲，被日本人称为“支那英雄”。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同学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代理校长孙一民将我父亲叫到办公室，低声说，西安发生了大事，张校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活动要小心点。复兴社特务指名要逮捕43名同学，孙校长给我父亲看了名单，掉了眼泪说：“这都是我的学生呀！”父亲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部，并设法转移名单上的学生。
学校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蒋介石派军队包围了学校。学校里的反动学生“狗毛”勾结军队，夜里带军队秘密上山，由“狗毛”带到学校的武器库，收缴了学校的所有武器弹药。此时学校的师生几乎断饮，只有少数学生买通军警偷偷下山，多数下山的同学都参加了革命。
1936年，王珏（前排左一）与同学在鸡公山合影
1937年暑期，父亲王珏被调到经东北大学党支部办的北平西山樱桃沟夏令营。此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北平地下党通知，指定我父亲到东北大学与党支部联系，党支部决定由父亲带同学们从西直门统一撤退。到了离西直门不远处，老校警“王大个”小声对父亲王珏说，我护送你们出城，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有人接你，叫李俊。李俊是北平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与我父亲早就认识。这样，王珏带领其他人一起出了西直门，千难万险终于回到鸡公山。一回到学校，父亲就在校刊首页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虎口余生记》，详细说了逃出北平的经过，很多老师同学看了之后，深受感动，掉下眼泪。
过了些日子，鸡公山有些同学要下山，王珏等进步同学以送那些要走的同学为由，与进步同学一起下了山。国民党为了防止学生走向延安，在郑州、潼关、西安盘查很严，时有活埋抗日学生的消息传出。这件事同学们作得很隐秘，由武胜关乘火车到达武汉。到武汉后，王珏在街上聚会演讲宣传抗日，正在演讲时，突然有一人冲上台一把拉住他，拽下台。王珏正惊诧时，那人小声说：“我就是田军，你被特务盯上了，快走！”（田军是著名作家萧军，著有《八月的乡村》）。
离开武汉到郑州坐小火车经潼关、风陵渡到了离太原几里路的地方停车，有几架日本飞机以车站为中心狂轰滥炸，父亲王珏带着同学们在硝烟弥漫中列队向太原市行进。到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民先总队部介绍父亲到国民师范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了在东北中学的学生生活，当上了八路军。
太行山上
训练班坐落在太原国民师范大院内。这个大院驻着许多抗战团体。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是程子华，副主任是唐天际，都是红军著名将领。
由于太原战事吃紧，训练班提前结束，同学们被派往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这支队伍开始大约80-90人，实际是干部队，没有士兵，是个才搭起来的军队建制架子。不久，八路军总部派总政组织部部长周桓同志来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一天上午，刘伯承将军来到队伍里，若不是有一位挎着驳壳枪的警卫员跟着，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刘伯承同志鼓励大家，表扬大家的抗战热情，也批评了大家不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并给大家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
朱总司令住在村北头小院的正房。西厢房住着三个新俘虏来的日本军人，其中有一个是小军官。这三名日本俘虏两天不吃饭了，领导看父亲王珏念过书，让他做俘虏工作，劝俘虏吃饭。父亲用汉字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会杀他们。俘虏情绪略有缓和，说想喝糖水。那时只有朱总司令有一点白糖，父亲找了朱总司令警卫员，朱总司令让警卫员把白糖全拿给俘虏，这三个日本俘虏后来和王珏成了朋友，并加入了反战同盟。
有一天，从邢台县来了几位群众，他们越过高耸的太行山，来找八路军。见到我父亲说，邢台那边太行山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跑光了，王珏立刻反映给上级领导，经领导同意到邢台西部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父亲和同学商量，咱们人少，一个人去一个地方，这样可以多开辟一些根据地，大家都同意。父亲一个人来到浆水，首要是建立抗日政权，建立浆水区政府，兼任营头区委书记、冀西地委宣传科长、磁县、涉县县委宣传部部长。那个时候缺干部，父亲一人兼多职，开辟了太行三个县的根据地。当时，高扬同志任邢台县委书记，父亲王珏担任县委秘书，实际上是常务副县长。
太行山根据地刚开辟，八路军大部队还没有到来前，日军就来扫荡。根据地没有军队，父亲王珏就命令各村民兵集合，扛着劳动工具上山，顺着山脊走，走到头再转到队尾接着走，在夕阳下就像一队一队八路军走不完的队伍，日本鬼子见状被吓跑了。
后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屠杀共产党人。由于地方偏僻，这个县的国民党政府在收到消息之前，共产党先得到了消息，父亲立刻集合民兵把国民党县政府秘密包围了。当时只有我父亲有一只手枪，他让警卫员拿着，独自一人就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府军队就一个班在吃晚饭，看见我父亲一个人，就放松了警惕，还互相打招呼。父亲若无其事地进了国民党兵宿舍，把枪架上十二支步枪一下子搂在怀里，拖到院子，国民党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问道：你这是干什么？父亲就命令警卫员拿出手枪，谁动就打死谁！缴获来的十二支步枪当时就发给民兵骨干。国民党县长和其他官员一看情况不好，吓得就往后院跑。后墙有一个狗洞，能爬出去，县长先让一个小职员爬出去，一看没事，自己就跟着爬出去了，刚跑到胡同头一拐弯，就被埋伏的民兵给抓住了。父亲把抓住的国民党县政府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宣布要公审他们，国民党县长吓得哇哇大哭，怕杀了他们，大喊“饶命”，表示再也不干国民党了。父亲让他们写了保证书，教育一番后，就把他们放了。
1940年父亲王珏任南下工作队队长时，带队出太行山经过京汉铁路，日本军队封锁很严，几次都过不去。这时，有人告诉父亲说当地有一个人要见你，父亲一看，正是那个国民党县长。那个县长说，感谢父亲当年的不杀之恩，再也不干国民党了，还给部队捐了粮食和钱。
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在太行办抗大游击训练班，父亲王珏给干部们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课时，被陈赓看上，将他带到了旅政治部工作，后来又被李雪峰要回太行区党委。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会时，父亲才与陈赓再次见面。陈赓将军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并叫出“王珏”的名字，这时，父亲告诉陈赓，他早已改名叫“田哨”了。
战斗在苏北
由于苏北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南下干部队，到苏北重建党组织；增强新四军工作。1940年年底，父亲王珏任南下工作队队长，带领队伍几过封锁线，终于到达苏北，而后改名“田哨”，被留在淮海区党委机关。没多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当时，泗阳地主武装小刀会暴动，杀了新四军部队的人，又不给军队粮草。区党委派父亲去泗阳和小刀会谈判，要求解散小刀会，成立自卫队，我方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要求其保证不再暴乱。经谈判，小刀会问题被妥善解决。
父亲带队到达苏北后，建立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迅速发展地下党支部。发动群众扩军，建立能作战的民兵，训练基层干部，建立农会减租减息，工作甚是紧张。经过和日伪的不断斗争，地方武装升级，民兵升区中队、区中队升县大队、县大队升主力，许多干部都升级走了。父亲曾经由组织安排带过一支从日本人那里投过来的伪军部队，这个部队过去是土匪，被日本人收编，派来杀我父亲。我父亲在他们队伍里发展了一个内线，他们行动时我父亲提前得到消息跑了，敌人没有杀成，就又回日本人那里当伪军去了。事后我父亲使了个反间计，放出风说那个部队是新四军派到日本人那里做内应的，日本人就把伪军头头给杀了。
通过这件事，父亲田哨决定组建一支可靠的部队，于是就在民兵里挑选政治可靠、军事优秀分子组建了一个连队，父亲亲自带队，时常打敌人据点。当时有一个敌人据点，炮楼修在根据地村头上，对我们的根据地威胁很大。父亲请工匠做了一门土炮，弹药用的是秤砣和铁锅的碎片，只够打一炮，一炮打过去，敌人的炮楼外表严重受损，假装准备再打第二泡时，敌人吓得派人来谈判，保证不再出来袭扰根据地，每天只派一个人出来打水。经过一年左右的历练，这支部队成为一只政治可靠、军事过得硬的连队，后来整编到新四军主力部队三师，不到半个月，在刘老庄与日军遭遇，全部牺牲。这个连，就是赫赫有名的刘老庄连。
当时淮海区有三个人获得了一等模范工作者的称号，分别是田哨、聂大朋和冈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文/田野）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