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钰，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翻开丁国钰的任职简历，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任过类似于外交使节职务的道委巡视员一职，抗美援朝中又有过首席谈判代表的经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中国驻几个国家的大使，我们完全可以称他为“红色外使”了。在丁老的”外使”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也是他干得最辉煌的,一是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二是护送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
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停战谈判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70周年，1953年7月27日是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之日。这一天，对于丁国钰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他作为板门店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记忆。
谈判“造就”的将军。虽然从事了多年外交工作，但仍然有人称丁国钰为将军。丁老生前曾说，这是因为抗美援朝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愿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时，《人民日报》天天都说丁国钰将军怎样怎样。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称我为将军的。”
丁国钰的人生经历可谓充满传奇，他17岁入党，参加过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42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随军入朝。参加谈判以前，他已经四过汉江，在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
美国人认识到，把中国人打败不容易，就通过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力克提出谈判请求。丁国钰认为，当时斯大林怕战事扩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急于让中美谈判。而美国人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在远东，如果牵扯下去，财力没问题，人力上受不了，所以才谈判停战。所谓停战谈判，就是只谈停战，不谈别的，政治问题不谈。
外交部的李克农、乔冠华到前线负责谈判工作。1952年，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丁国钰回忆说。
“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么可能谈笑风生。”丁国钰说，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帐篷；连厕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杂。美方首席代表还使用“到会即休会”的战术，最短的一次，25秒钟就宣布结束了会议。
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按照老一套先问我方对其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中朝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且不等我方作出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我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了我们的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
双方都怀着深深的敌意，即使是签订协议的那一刻也没有丝毫缓和。丁国钰说，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南日大将和哈利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
相对于漫长的谈判，仅10分钟的签字仪式似乎过短。中国外交部曾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计划，但在请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指示：“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应以不要为好。”
战俘遣返是谈判关键。板门店停战谈判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谈判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整整持续了两年多。”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丁国钰还是没想到竟会一谈谈了747天。是什么原因使得停战谈判拖了这么久？原来，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丁国钰介绍说，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3个月的时间，最后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
到1952年5月，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达成了四项，仅剩战俘问题没有解决。美方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行扣留我志愿军和人民军战俘，谈判又陷入僵局，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还停顿了一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根据这个规定，中朝方坚持的原则是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由于中朝方拥有对方战俘共计只有11551人，而对方拥有中朝方战俘达13万多人。美国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处，便想在战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换。后在中朝方的斗争下，美方又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战俘。丁国钰记得，我方态度转折在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后。他请示毛泽东是否对此给予答复，主席在回电中提到，“不分轻重一事一抗，已显被动。”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
“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国钰说，他到帐篷里探视他们时，见他们哭成一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敢回国，被挟持到了台湾，原来他们比朝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被波兰总统状告。“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一次是被专机接回北京，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误，原来是被波兰总统告了一状。”正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了丁国钰以后的人生。
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波兰总统的潜台词是，苏联已经丧失元气了，如果打起来，别人挡不住美国人，我们应该看看后果。
周总理结束访问后，就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并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住在北京饭店，首先见了乔冠华、李克农，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那些事总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丁国钰说。
丁国钰没想到，第二天到西花厅见总理的时候，总理很客气，没有和他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问他的出身，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的党，怎样跟随徐海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整个谈话就是在了解情况而已，没有批评任何工作上的事。
原来，这次“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想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虽然一开始，他还不愿意离开军队，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和丁国钰一样，经历过这次谈判的很多工作人员，后来都成了外交部的第一批领导干部。
谈判的幕后英雄。“发言的是朝鲜代表，但发言稿都是我方草拟的。”丁国钰说，当时谈判每方四个人，志愿军和朝方各两人，美军和南朝鲜也是各两人，发言的时候是朝方代表讲话，可实际上重要的稿子都是周总理那边亲自决定的，一般的稿子由李克农出主意，乔冠华拟好，经党委同意后报总理批准。丁国钰说，代表们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大多数没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会议上,李克农总要忠告他们，“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虽然都如坐针毡，但竟然僵持了132分钟。副代表柴成文走出帐篷就此请示了李克农，我方还是按兵不动，最后美方沉不住气，先开了口。
丁国钰说：“李克农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没有李克农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难以办成。李克农是一个有风度、有气魄的领导人。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到朝两党关系时，谈判桌上，都是朝方代表发言，而谈判的具体操作又是由中方管理。这就不太好办。所以搞好同朝方的关系，至关重要。李克农经常找朝鲜同志开会、谈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国人在板门店见面前都要召开中朝两方的预备会。在朝鲜同志面前,他从来不流露‘以我为主’的心态，因此很能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停战后，丁国钰第二次被专机接回北京。
总理说现在停战了，要求丁国钰把志愿军代表团成员都带回来，汽车、物资是否留给朝方由丁确定。最终，丁国钰决定把火车、飞机带回来，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朝方。
途经平壤时，丁国钰被金日成亲自授予了一级勋章。
丁国钰曾多次对人们说：“我们为了中朝友谊、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护送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安全回国
作为曾经与中国共产党生死决战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旅居美国数年后、下决心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来度过余生，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对于李宗仁下决心回国的思想动因，丁国钰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周恩来总长期耐心地做了李宗仁的思想工作。丁国钰知道，周恩来主要是通过住在香港的程思远、做李宗仁的思想工作。那时，周总理每天都与程思远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向他详尽介绍国际、国内形势，介绍我党的统战政策，并强调指出不要对美国政府再抱任何幻想，特别是我党提出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统战政策，都通过程思远如实转达给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使李宗仁对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另外，我党及周总理对侨居海外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既可回国看一看、走一走，又可回来住一段，也可回来一段再回去等来去自由的政策，使旅居海外的原国民党一些军政人员都纷纷渴望回国看看形势，李宗仁由此也产生了回国的念头。
二是新中国日益强大起来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促使李宗仁想回到祖国的怀抱。丁国钰在回忆与李宗仁短暂相聚的时光时说，李宗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旅居美国期间对美国军队比较了解，故对中国军队开赴抗美援朝战场十分担心。而这场战争最终却以中朝军队将美李军队赶至三八线以南而告结束的结局，使李宗仁认识到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伟大！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很了不起的武装力量。后来，李宗仁还陆续得知新中国能够自己制造坦克、大炮乃至飞机等消息，使他愈来愈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特别是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遍世界，使所有海外的炎黄子孙无不欢欣鼓舞，李宗仁闻知更是感触深刻。作为原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心里比谁都明白国民党败走台湾时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今，新中国不仅自己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且工业、农业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李宗仁当代总统时国民党政府所无法想象的。正是因为新中国在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中取得的突飞猛进的成功，使李宗仁认识到美国虽然与台湾有共同防御协定，但协助台湾攻打中国大陆，那已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的虚幻之事了。这让李宗仁回国的想法逐步确定了下来。
当然，李宗仁还向丁国钰谈及他在海外生活中的诸多不便，诸如，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适当的朋友聊天，电影、电视全是英文，自己一点也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感觉自己离开祖国之后，就像一片浮萍，无法立足扎根。这种种苦闷和孤独，都使中国传统思想较深的李宗仁想到了祖国。但是，李宗仁告诉丁国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他是绝对不会去的。虽然在南京的时候，他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但实际上所有的权力仍然操纵在蒋介石一个人手里，李宗仁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傀儡罢了。蒋介石对外宣称自己下野只是迫于社会压力所作的一种假象，最后国民党失败了，蒋介石自然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李宗仁的身上，所以他与蒋介石之间已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的。所有这一切都使李宗仁下决心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来，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李宗仁决定回国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给予帮助。李宗仁刚提出回国一事时，周总理还告知李宗仁不要立即回国，因为从美国直接回国，势必要受到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破坏。周总理建议李宗仁到欧洲各国走一走、看一看，或是小住一段，然后再按时回到美国，以此来麻痹美国政府和台湾特务，为顺利离开美国、回到祖国怀抱作铺垫。果然，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在欧洲旅游一趟之后，终于由程思远接洽，通过中国驻欧洲的有关机构，使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乘机到达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即丁国钰大使当时所在的使馆。从这开始，也就引出了丁国钰秘密护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的曲折故事。
1965年７月初的一天，丁国钰突然收到了由外交部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指示中说，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将于７月12日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客机，由苏黎世起飞，经由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考虑到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构会从中阻挠破坏，周恩来专门指示在卡拉奇机场由丁国钰负责将李宗仁一行三人接回大使馆，并在适当时机亲自安排护送他们直接回国。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丁国钰经过缜密考虑，决定首先不经过海关和机场休息厅直接在飞机跑道旁将李宗仁一行接回大使馆，然后再寻机护送他们回国。然而，能将轿车直接开到飞机跑道旁接人，那实在不是一般情况下可以施行的。按照国际惯例除非异国元首级人物访问可以通行外，其他情况一律杜绝。作为长年驻外大使的丁国钰是谙熟此理的，但是护送李宗仁一行回国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所以他对此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此，丁国钰想起了原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员现任该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想请他从中帮忙开一次“后门”。因为此人不仅与丁国钰个人私交甚厚，而且丁国钰还按周总理指示，曾以个人名义邀请他及其全家两次到中国度假。果然，当丁国钰向该总经理提出将轿车直接开到机场跑道旁接人的要求时，该总经理沉思片刻就满口答应下来，并特意作了安排，允许丁国钰的轿车由内部专用通道进出。当然，丁国钰一开始没有告知是接什么样的一个人，只谎称自己的一个私人朋友因为身体不适而想在飞机旁就近接回大使馆。
为了安全顺利地将李宗仁一行接回使馆，丁国钰事先不仅详尽地了解了李宗仁一行三人的背景及相貌特征，以免接人时出错，而且在李宗仁等人离开瑞士之前就专门交代说，飞机在雅典和贝鲁特停留时不要下飞机，直到卡拉奇国际机场，会有人专门迎接。据丁国钰回忆说，７月13日凌晨２点，当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道格拉斯客机稳稳停在卡拉奇国际机场时，丁国钰紧紧注视着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由于不认识李宗仁一行，所以只能根据事先熟知的相貌特征来辨认。李宗仁一行三人为了行动方便，都没带什么大件行李，所以当程思远率先走出机舱出现在舷梯口时，丁国钰在心里就已确认出来了，于是急急走上前询问：“你们是李先生一行吧？我是中国大使丁国钰，特地来接你们回使馆的。”李宗仁等人见到丁国钰很是激动，但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丁国钰急忙请他们坐进了自己的那辆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林肯轿车，另两辆奔驰车也紧随其后，又顺着原来的内部专用车道驶离机场，终于在后半夜安全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接回李宗仁一行到大使馆之后，丁国钰并未感到轻松。他一边连夜安排李宗仁夫妇住在大使官邸二楼丁国钰夫妇房间的对面，程思远住在李宗仁夫妇房间的隔壁；一边组织使馆人员轮流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防范，还对全使馆人员进行了一次安全保密教育。果然，第二天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就已觉察出李宗仁一行未到香港，猜测可能是在卡拉奇下了飞机，并对卡拉奇的酒店旅馆进行搜查，也有密探在中国使馆外窜动。丁国钰觉察国民党特务行动的同时，当天也收到了国内发来的电报，说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成功就将在缅甸上空打击我们的飞机。丁国钰明白，在金三角地区仍残余着国民党的一小股部队，他们在缅甸搞破坏打击飞机是极有可能的。
为了顺利护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丁国钰一边在使馆内细致地为李宗仁等人安排了娱乐活动，以缓和他们的紧张心理，一边积极与国内加强联系随时获知国民党的行动情况，并如实将情况告知巴基斯坦政府，寻求对方的大力协助。通过巴方外长布托和卡拉奇国际航空公司的那位总经理协助，从欧洲调回一架新的飞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中方，其实这已成了一架护送李宗仁等人回国的专机了。
7月17日夜，准备乘机回国时，丁国钰仍是用原先的那三辆车，只不过在李宗仁一行所乘林肯轿车驶出使馆之前，先是让那两辆奔驰车快速驶出使馆以引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然后那辆豪华的林肯轿车才箭一般地驶向机场。零点30分，当林肯轿车驶进卡拉奇机场那架专机的舷梯旁时，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立即登上波音720客机，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了天空。丁国钰说，这一刻，不仅李宗仁夫妇等人显得兴奋和激动，自己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当飞机飞临缅甸首都仰光上空时，丁国钰明显看出了李宗仁夫妇面露紧张之色，而飞机到达云南昆明上空时，李宗仁夫妇从窗口看到了滇池，又不由得激动地落下了眼泪。７月18日上午８时，丁国钰大使护送李宗仁夫妇乘机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受到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及当地党政军其他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广州用完早餐后，李宗仁一行又乘机飞向上海。上午11时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时，李宗仁一行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及市长曹荻秋等人员，不由得感慨万千。在第二天中午周恩来于东湖宾馆专为他们接风的宴会上，李宗仁夫妇再次落泪了。说到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迎接李宗仁夫妇一事时，丁国钰告诉笔者说，当时报道只说７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一行，事实上早在７月18日上午周总理已在上海见到了李宗仁一行，只是在７月19日设宴款待李宗仁之后，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就乘飞机先回了北京，这一事件只是当时没作报道罢了。７月21日上午11时当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的飞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时，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都候在机场上。而那些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一同出现在迎接李宗仁的机场上，这一切都使李宗仁深受感动。在他举起帽子频频向人群挥动时，丁国钰也欣慰地笑了起来！（胡遵远 程东建）
【延伸阅读】丁国钰，曾任皖西北少共道委机关总支书记，红28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红25军74师宣传科科长、第5团政委。1938年8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政治处副主任、1旅2团政治处主任，延安抗大总校5大队政治处主任、4大队政委，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2师政委，东野5纵14师政委，解放军第42军125师政委，四野第42军124师政委。1950年2月后，任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工委书记，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7月后，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市政协主席，中国驻挪威大使、驻埃及大使。
1994年10月离休。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丁国钰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李欣欣）
